我沿着老桥水系往下游摸了两天。
从废弃中学排水沟找到的那张寻人启事,地址写的就是这片水域的下游。
我顺着主河道一步步往下推,在第三处工地遗址的河滩边上停下了。
停工多年的工地,锈蚀的钢筋从水里伸出来,上面还缠着几缕褪色的旧安全网。
岸边码着几根废弃水泥管,管壁上刷着褪色的工地编号,漆皮剥落得只剩个轮廓。
地图上标的河道在这里拐了个急弯,枯水期水位退到岸边石基以下,露出一层灰褐色的淤泥。
踩上去软乎乎的,带着一股河底的腥气。
我蹲在水泥管旁边,看了一眼手机——晚上十一点四十分。
离零点还有二十分钟,我靠着水泥管坐下来,把外套裹紧了一点。
工地静得很,没有灯,没有声音,只有水从桥洞底下流过时带出的细碎响动。
远处的城市灯光被河岸挡了大半。我盯着水面等零点。
到了差两分钟的时候,我往前挪了挪,蹲到水边。
手指碰到水面的瞬间,河水比老桥那边凉得多,像冰碴子往指缝里钻。画面沉进来——不是完整的,是碎的,像一台信号不好的老电视,闪了三下才稳住。一只戴白手套的手按在男人肩膀上,指甲盖泛着青,推下去的动作很大。河面上漂着一顶黄色的安全帽,帽檐磕在石头上,顺着水流打了个旋。没有声音,连落水的"扑通"都没有,像看一场哑剧。
四秒后画面断了,比老桥那边短了三秒。我蹲在原地缓了缓,后颈泛着沉意,指尖麻了半天没缓过来。我下意识摸向口袋,橘子糖还在,硬邦邦的,硌着掌心,像一个小锚,把我钉在"我是沈昭"这条绳子上。
一开始我以为是工地仇家寻仇,直到老工友说包工头当天去过河边,才慢慢把人对上。
碎片只给了一只手,连脸都没有,我就自己拼了一整条因果链出来。
第二天一早,我按着碎片里的位置找到了当年工地的范围。
工地早就拆了,河岸上立了一块旧牌子,锈得看不清字。附近还住着一个当年干过活的工人。
我在巷口堵到他,他蹲在门口抽烟,烟灰掉在裤腿上,没拍。
我问零六年冬天这工地是不是出过事,他沉默了很久才开口。
"是的。死了个人,叫林建国。一起干过活的。"他深吸一口烟,"包工头说是他自己踩滑了,掉下去的。当年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证人,事情就这么结了。"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包工头逢年过节送米面,我们几家全靠他活。敢乱说话,村里租房都不让住。我不是没看见,是看见了也得说没看见。"
我没有逼他。换做是谁,拖家带口的,都不敢拿日子赌。
他抽完那根烟,搓了搓膝盖,从屋里翻出半本皱巴巴的旧账本——是当年他偷偷留的工底,夹着一张欠条复印件,边角都磨毛了。
"你要是能帮上忙,就拿着。你去找他女儿吧。那孩子……她比谁都清楚。"
我接过来,纸页发黄,右下角还能辨出"2006"的数字残痕。
欠条上的字写得很用力,纸都戳破了。
我翻开账本,里面不只有工底。林建国生前偷偷记了半年的东西,用铅笔写的,字歪歪扭扭,很多字不会写,用画代替。一页上画着三个火柴人——一个戴安全帽的,一个穿西装的,一个扎辫子的小姑娘。戴安全帽的那个旁边写着"我",穿西装的旁边写着"头",扎辫子的旁边写着"棠棠"。
最下面一行字写得很重,铅笔芯断了,在纸上戳了一个洞:"如果我没了,这些就是证据。棠棠,爸爸对不起你。"
我盯着那个洞看了很久。一个没读过多少书的工人,知道自己要被灭口,提前半年开始用画画的方式留证据。他不会写"威胁"两个字,就画了一个穿西装的人指着一个戴安全帽的人。他不会写"女儿",就画了一个扎辫子的小姑娘。
这半本画出来的账本,比任何书面证词都重。
林棠在一家便利店上夜班。凌晨一点我站在便利店门口的灯下,等她出来。
玻璃门里透出暖黄的光,关东煮的热气从门缝里飘出来,带着萝卜和海带的味道,和外面的夜色隔成两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