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到军装的那天晚上,他把自己关在营房里,对着那身灰蓝色的军服看了整整一夜。
他想起矿上那个姓金的监工,想起父亲被溃兵砸死的那个夜晚,想起母亲死在宁晋城外的那个清晨。
然后,他穿上军装,对着破镜子里的自己,敬了一个不太标准的军礼。
镜子里那个人,瘦得像一根竹竿,颧骨高高凸起,眼眶深深凹陷,衬得他那两只大眼睛更像两口幽黑的深井。
但那双眼睛里,多了一种他从未见过的东西。
那叫“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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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5岁到26岁,是他从一个少年兵蜕变为一名优秀军官的十一年。
这十一年里,他参加了大大小小几十场战斗——1913年夏天,部队紧急开拔南下,说是去讨袁;1917年张勋的辫子兵进了北京城,大帅带他们去讨逆。还有些战斗连名字都没有,就是两个村子之间的山头争夺,打完就撤,撤完再打,打到双方都死够了人就停火。
他见过死人堆成山的战场。他见过肠子流了一地的战友。他见过一个16岁新兵第一次上战场吓尿了裤子,被连长一脚踹起来,然后一颗子弹飞来,把他的脑袋像西瓜一样炸开。
他学会了杀人。一开始还会手抖,后来就不会了。因为发现害怕没用。
在战场上,你越害怕,就死得越快。
只有比敌人更快、更准、更狠、更冷血的人,才有资格活下来。
他活下来了。
从列兵到班长,从班长到排长,从排长到连长,从连长到营长。
每一次升迁,都是用命换的——他冲在最前面,撤在最后面,大帅指到哪里他就打到哪里,从不问为什么,从不犹豫,从不退缩,从不保留。
他终于站到离大帅最近的地方。成了他的心腹亲兵。
在这个乱世,忠诚本身就是一种投资。他押注了大帅,大帅也押注了他。
那些年,大帅最机密、最龌龊、最见不得光的事,一样样地,都交到了他手上。
1924年12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系崩溃告终后,奉系大举入关。张作霖违背曾向冯玉祥允诺不向关内进兵的约定,不仅派兵威逼京畿,谋取直隶地盘,而且积极准备南下。一时间,直隶全境风声鹤唳。各路地方军头无不胆战心惊。
大帅的防区,正处在津浦线西侧的冀中走廊,是奉军南下的必经之路。大帅审时度势,决定不与奉军硬碰。他派孙继之前往沧州方向与奉军先头部队接洽。
这不是孙继之第一次替大帅干这种刀尖舔血的活儿。32岁的他,从12岁被大帅从开平煤矿的死人堆里拎出来算起,已经跟在大帅身边整整20年。
对方姓郭,奉军的老牌悍将,根本不把大帅这个“直隶南部的土军阀”放在眼里。一见面就给孙继之下马威,拍着桌子骂大帅“不识抬举”“给脸不要脸”。
孙继之没有拍桌子。他坐在那里,面无表情地听完对方的辱骂,然后端起茶杯,慢慢地喝了一口,然后把茶杯放回桌上。
茶杯和桌面碰撞发出一声清脆的撞击声——那声响不大,却让对方的骂声戛然而止。
孙继之抬起头,看着郭副将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大帅让我转告您,奉军要南下,我们不拦。但奉军要借道,就得按我们的规矩来。不然,这直隶南部的每一寸土地,都会让奉军付出代价。”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淡得像在聊天气。
但那双眼睛——那双从矿上逃出来的、野兽一般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郭副将,没有任何躲闪和退缩。
郭副将后来跟大帅说:“你那个孙副官,看着不像个人,像头恶狼。”
孙继之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他只知道,大帅交给他的任务,他必须完成。
就在这一年,发生了件改变他命运的事——
元夫人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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