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王西川就醒了。
大通铺上十几个人挤在一起,打呼噜的、说梦话的、翻身把被子蹬到地上的,动静此起彼伏。他摸黑穿上鞋,把背篓背好,推开门走出去。车站广场上还是黑的,只有候车室门口亮着一盏昏黄的灯,灯底下聚着几个等车的人,缩着脖子,把手拢在袖子里。早春的清晨冷飕飕的,风从站台那边刮过来,带着铁轨的锈味和煤烟味。王西川在广场上站了一会儿,啃了半张从家带来的饼子,喝了口水,就往候车室走。
候车室不大,一排长椅上坐满了人,有挑担子的、有背筐的、有抱着孩子打盹的。王西川找了个靠墙的位置蹲下来,把背篓放在脚边,看着墙上的挂钟——六点半。火车七点到。他蹲了一会儿,听见站台那边传来哐当哐当的声响,接着是一声长长的汽笛。他站起来,跟着人流往站台上走。
绿皮火车停在铁轨上,车头上冒着白烟,车厢一节一节地挂着,望不到尾。车门开着,列车员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一把票剪。王西川把票递过去,列车员咔嚓一声剪了个口子,把票还给他——“往里走,找个座。”他上了车,车厢里已经坐了大半——有靠窗打盹的,有嗑瓜子的,有扯着嗓子聊天的。他找了个靠过道的位置坐下来,把背篓放在膝盖上抱着,看着窗外的站台。
火车动了。先是慢慢地滑,然后越来越快,站台上的房子、电线杆、堆货的站台往后退,退着退着就模糊了。王西川把脸贴在车窗上,看着外面的景色从县城的平房变成田野,从田野变成山坡,从山坡变成密林。他以前只见过大黑山南坡的林子,现在看见火车窗外一路过去的树,才知道大兴安岭有多大。林子从山脚铺到山腰,从山腰铺到山顶,一层一层地叠着,绿得发黑,像是把整片天都染了色。他在心里头数着窗外的山头——一座、两座、三座……数到十几座就数不清了,山连着山,树连着树,火车走了半天还在林子里钻。
“头回坐火车?”对面坐着的一个老汉搭话。他穿着一件旧棉袄,腰间系着布带,手里攥着一根旱烟袋,脸上皱纹很深,但眼睛亮亮的。
“嗯。头回。”王西川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
“去哪?”
“省城。卖点货。”
老汉点了点头——“省城大。下了车别转向。出了站往东走,那边有个大市场,啥都收。你是卖啥的?”
“药材。还有几张皮子。”
老汉抽了一口烟——“药材啊。省城药材市场大,比咱县城的铺子大几十倍。你头回去,别让人坑了。多问几家,比比价。他们看你是外来的,会压价。你别急着卖,就说‘我再转转’。他们怕你走,价就上来了。”
王西川把老汉的话记在心里——“谢谢大叔。”
老汉摆了摆手——“不客气。我一年跑好几趟省城,给屯子里的人捎东西。跑熟了就好了。”
火车走了大半天。王西川把带来的饼子啃完了,又喝了几口水。中午的时候,火车在一个大站停下来,上来一群人,车厢里更挤了,过道上也站满了人。王西川把背篓往怀里抱了抱,怕被人碰着。下午两点多,火车终于进了省城站。广播里在报站名,声音含含糊糊的,但王西川听见了“省城”两个字。他站起来,把背篓背好,跟着人流下了车。
站台上人山人海。有扛着大包的,有拎着皮箱的,有抱着孩子的,有举着牌子接人的。王西川站在人群中间,被挤得东倒西歪。他护着背篓,跟着人流往出站口走。出了站,站在车站广场上,他停住了脚。
广场很大,比县城的广场大了不知道多少倍。四周都是楼房——五六层的、七八层的,灰扑扑的水泥墙面,窗户密密麻麻的,像是一个个鸽子笼。广场中间有个大花坛,花坛里种着他不认识的花,红的黄的粉的,开得正艳。花坛旁边竖着一块大牌子,上面画着省城的地图,他凑过去看了看——赵明远信里画的路线跟这个地图对得上。他按照路线往东走,过了两个路口,果然看见一块大牌子——“省城药材市场”。牌子是铁的,蓝底白字,有两人多高,立在路口。他往里拐,走了一段,两边都是铺面,一家挨一家,门口挂着各种招牌——“张记药材”“李记山货”“王家参茸”。空气里飘着一股浓烈的药材味,苦的、涩的、香的、辣的,混在一起,跟县城药铺的气味不一样,更浓、更杂、更有劲。
他找到东头第三排——“孙记药材”。铺面比县城周掌柜的铺子大一些,门脸是木头的,刷了红漆,门口挂着一块木牌子,上面写着“孙记药材”四个金字。门开着,里面摆着几排药柜,柜台上摆着样品。一个胖胖的中年人坐在柜台后面拨算盘,穿着一件蓝布褂子,袖口挽着,露出两截粗壮的小臂。他看见王西川背着背篓站在门口,把算盘一推——“买药还是卖药?”
“卖药。赵明远赵叔介绍来的。”
胖子的眼睛亮了一下——“赵明远?老赵介绍来的?”他从柜台后面站起来,绕过柜台走到门口,“你是大黑山那边来的?”
“嗯。王西川。韩把头的徒弟。”
“韩把头?”胖子的脸上浮起一层笑意,“听说过。赵明远跟我提过。你师父当年还活着的时候,赵明远就说过他——一个人守着一片山,守了几十年。你是他徒弟?”
“嗯。”
“行。赵明远介绍的人,我信。”他朝柜台后面扬了扬下巴,“把货拿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