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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初识风波恶（第2页）

“子瞻。”王安石微微颔首，目光在他脸上扫了一圈，“三年不见，清减了许多。”

“丁忧守制，不敢不瘦。”

王安石的目光闪了一下，似乎想起了什么。“尊公《太常因革礼》可曾编完？”

“编完了。”苏轼说，“舍弟与我合力编纂，已誊清待刊。”

“好。”王安石点了点头，忽然话锋一转，“子瞻既已除服，当以国事为重。如今朝廷励精图治，正是用人之际。你在史馆多年，见识广博，若肯同心协力——”

“先生，”苏轼打断了他，语气温和但坚定，“朝廷用人之际，苏轼不敢后人。但‘同心协力’四字，须得先问一句——同的是什么心，协的是什么力？”

王安石的目光一凝，脸上的笑意慢慢收了起来。

“子瞻，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他的声音低了下去，却更加有力，“你看不惯新法推行中的种种弊端，觉得我操之过急，对不对？”

“先生既然知道，那苏轼就不藏着掖着了。”苏轼迎上他的目光，“新法立意虽善，但推行之速，前所未有。官吏从中上下其手者比比皆是，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先生难道没有看到吗？”

“我当然看到了。”王安石的声音骤然提高了几分，随即又压了下去，“子瞻，你告诉我——你要我怎么办？等各级官吏都变成清官廉吏再变法？等天下百姓都富足了再改革？本朝立国百年，积弊如山，若不用猛药，何以除沉疴？那些反对变法的人，有几个是真正心忧百姓的？他们不过是怕变法损了他们的既得利益罢了！”

他顿了顿，又说：“至于推行中的弊端——那是人病，不是法病。不能因为吃饭噎着了，就从此不吃东西。”

苏轼沉默了一会儿。王安石说的并非全无道理，他不得不承认。但他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不对，还是不对。问题不仅仅出在执行上，更出在那些法令本身。青苗法将官府变成了放贷的商人，与民争利；免役法将差役折成现钱，看似公平，实则加重了贫户的负担；均输法让官府直接参与贸易，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这些法令的根本逻辑是——朝廷要与百姓争利。

“先生，”他最终说，“苏轼以为，富国之道，不在于朝廷多取，而在于百姓有余。百姓有余，国用自足。若朝廷以商贾之道治天下，则朝廷与商贾何异？”

王安石的脸色彻底冷了下来。

“子瞻，”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失望，“你学问是好的，但你读的圣贤书太多了——多到看不清眼下的世道。你不妨去州县看一看，看看本朝的积弊有多深，再来与我讨论变法的事。”

说完，他拂袖而去。紫色朝服在廊下的阴影中一闪，便消失在拐角处。

苏轼站在原地，望着他离去的方向，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悲凉。他不是不知道本朝的积弊有多深——他在凤翔做过签判，亲眼见过地方政务的千疮百孔；他在史馆读过历代的典章制度，深知本朝立国百年，许多制度已经名存实亡。正因为他知道，他才更清楚一件事：积弊越深，越不能操之过急。

可王安石不听他的。或者说，王安石的心里已经装不下不同的声音了。

与王安石的不欢而散只是开始。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苏轼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在这座京城中的尴尬处境。

神宗皇帝对他的才华是赏识的。这倒不是他自我感觉良好——熙宁二年正月，他上了一道《议学校贡举状》，就王安石改革科举一事提出异议。

说起来，这件事的起因并不复杂。王安石认为科举考试中的诗赋一科毫无实用价值，主张罢黜诗赋，改试经义与策论。他的理由是：诗赋不过是雕虫小技，与国家治理无关，不如考察士子对经义的理解和对时务的见解。

苏轼不同意。

他在《议学校贡举状》中写道：“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诗赋虽然看似无用，但它能考察一个人的才情、学养与胸襟气度。一首好诗，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调动大量的典故、语汇和意象，还要合乎格律声韵——这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能够做好这件事的人，至少说明他的思维敏捷、学养深厚。

更重要的是，诗赋有一个无法替代的好处：它很难靠死记硬背来应付。而经义策论虽然听起来更实用，但如果只考经义，反而容易滋生死记硬背、穿凿附会之风——因为经义的解释有标准答案，士子只需背诵注疏即可，哪还管什么独立思考？

这道奏疏递上去之后，神宗皇帝十分重视。他派人传旨，召苏轼入宫问对。

那是一个春日的午后。阳光从大殿的雕花窗棂间漏进来，在地砖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神宗赵顼坐在御案后，比苏轼想象中更加年轻——不过二十出头，面皮白净，眉目清秀，一双眼睛透着少年天子特有的锐气与好奇。

“苏轼，”神宗开门见山，“你的奏疏朕看了。你说科举不可罢诗赋，朕想听你当面说说。”

苏轼行礼如仪，然后将奏疏中的观点又详细阐述了一遍。他说得不疾不徐，引经据典，有理有据。说到最后，他又加上了一段奏疏中没有写的话。

“陛下，臣以为国家取士，首重器识，次及文章。诗赋虽小道，然能观一人之性情气度。性情厚者，为政多仁；气度宏者，临事不乱。若专考经义，则只能取记诵之才，不能得通达之士。此其一也。其二，变法之举，当渐而不当骤。科举取士之法沿用百年，骤然革除，恐使天下士子惶惶不知所从。臣斗胆直言，伏望陛下详察。”

神宗听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做出了一个让在殿所有人大感意外的举动——他从御案后站起来，走下丹陛，来到苏轼面前，亲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爱卿所言，朕深以为然。”神宗的目光中带着一种真切的欣赏，“朕读你的文章已经很多年了。当年你应制科试，那篇《策论》朕还是太子时便反复诵读。如今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苏轼连忙躬身逊谢。神宗又说：“朕欲擢你为知制诰，入直禁中，参与机要。你以为如何？”

此言一出，殿中陪侍的几位近臣脸色都变了。知制诰是天子的机要秘书，负责起草诏令，虽品级不算最高，但位置极其要害——天天陪在天子身边，起草圣旨，参与决策，是名副其实的“天子私人”。这个位置一旦坐上去，前途不可限量。

苏轼自己也大感意外。他正准备逊谢，忽然听到殿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