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岗通知下来那天,我正在泡一壶明前龙井。
茶叶在玻璃杯中直立、沉浮,像一个个悬浮的问号。人力资源部的邮件写得漂亮:“基于全面发展的考量,建议余文英同志轮岗至社会新闻部……”建议,多么温柔的刀。
我端起茶杯,茶汤澄澈,映出电脑屏幕上未写完的茶文化专栏。三个月前我还是生活副刊的编辑,每天与风花雪月打交道。现在,他们要我去碰那些沾着泥、带着血的东西。
手机震动,妈妈发来一张照片:阳台上的茶树又长高了一截,新梢嫩绿得几乎透明。
“长势很好。”她写,“像你,换个地方也能活。”
我关掉邮箱,将杯中茶一饮而尽。苦,然后回甘——这是奶奶教我的,生活如茶,先苦后甜。可如果苦得太久,舌头会不会麻木,再也尝不到甜?
社会新闻部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采光不好,白天也要开灯。工位卡座隔板很高,坐在里面像蹲在战壕。
带我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女记者,叫周敏。短发,黑框眼镜,左手腕戴一串褪色的檀木珠——后来知道那是她十年前暗访黑煤窑时,一个矿工送的“保平安”。
“余文英?”她没抬头,手指在键盘上敲得噼啪作响,“生活版过来的?”
“是。”
“写过暗访吗?”
“没有。”
“会偷拍吗?”
“不会。”
“敢撒谎吗?”
我愣住。
她终于抬眼看我,眼神像手术刀:“调查记者首先要学会演戏。演受骗的消费者,演求助的受害者,演傻白甜,演泼妇——取决于对方吃哪套。”
她从抽屉里扔过来一个旧手机:“先用这个。你自己的手机太干净,不像有故事的。”
我接过。手机壳磨损严重,屏幕有裂痕,里面存着乱七八糟的号码:王哥(建材市场)、李姐(劳务中介)、小妹(夜场)……
“这些是……”
“线人。”周敏又低下头打字,“慢慢学。第一个任务——”
她推过来一个文件夹。封面印着烫金字:“春蕾慈善基金会”。
“这家机构最近在申请‘十佳公益组织’。你去跟一下,写篇正面报道。”
“正面报道?”
“对。”她嘴角勾起一丝笑,“但要写得‘真实’。明白吗?”
我翻开文件夹。照片里的孩子们笑得很甜,捐赠仪式上老板们举着放大支票,受助女孩们的感谢信字迹工整……一切都完美得不像真的。
“有问题吗?”周敏问。
“太完美了。”
“那就去找不完美的部分。”她终于停下打字,看着我,“记住,记者的职责不是唱赞歌,是擦镜子——让人看清世界的本来面目,哪怕面目可憎。”
我抱着文件夹回到工位。隔壁座位的男同事正在吃泡面,热气熏得他眼镜起雾。他叫张伟,来部门三年,听说因为报道化工厂污染被打断过肋骨。
“春蕾基金?”他瞥了一眼文件夹,“那家啊……水很深。”
“多深?”
“深到你掉进去,连个水花都看不见。”他吸溜一口面,“不过周姐让你去,说明她觉得你能游出来。”
我打开基金会官网。首页轮播着山区女童的笑脸,标语温暖:“每个女孩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捐赠公示栏里,金额精确到分,项目明细清晰。挑不出毛病。
但奶奶说过:茶太香,可能是加了香精;人太好,可能是戴着面具。
我开始做笔记——这是我从学生时代养成的习惯。采访提纲、疑点列表、时间线……黑色笔记本摊开在桌上,钢笔划过纸张,发出沙沙的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