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挂了。我握着手机,站在狭小的后厨里。货架上堆满茶叶箱,空气里弥漫着几十种茶香混合的味道,本该让人安心,此刻却让我窒息。
走出去时,那位顾客已经离开。白南青站在柜台前,手里拿着我记账的本子——刚才接电话时随手扔在那儿的。
“你要去相亲?”他问,声音平静得反常。
“你看了我的本子?”
“最后一页,你自己写的。”他把本子转过来。最后一页角落,确实有我走神时写的字:“张阿姨介绍,公务员,周四晚七点。”旁边还画了个哭脸。
“我妈逼的。”我说。
“你可以不去。”
“她会来店里闹。”
“那就让她闹。”他放下本子,“余文英,你揭发春蕾基金的时候,没怕过被报复。现在怕你妈?”
这话戳中痛处。我背过身整理茶罐,手指用力到指节发白。“那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春蕾基金是外人。”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抖,“她是我妈。”
沉默。长久的沉默。
然后他说:“我陪你去。”
我转身。“什么?”
“我陪你去。”他重复,“以朋友的身份,坐隔壁桌。如果你需要救场,我就过去。”
“为什么?”
“因为,”他看着我,眼神里有种我读不懂的情绪,“我不想看你为了应付,去喝一杯不想喝的茶。”
这句话太像告白,又太不像告白。像一杯茶,闻着香,但没喝到嘴里,永远不知道是浓是淡,是苦是甜。
我还是去了。一个人。
白南青的设计稿临时需要修改,他发来消息说会晚到。我坐在餐厅靠窗的位置,看着对面那个穿polo衫的男人。他确实三十三岁,但看起来像四十三岁,发际线后退,眼镜片很厚,说话时喜欢用手指敲桌面。
“余小姐做茶生意?挺好的,女孩子做点小生意,清闲。”
“不清闲,每天工作十二小时。”
“那不行,以后结婚了得顾家。”他推了推眼镜,“我月薪八千,公积金高,以后贷款买房没问题。不过你那个店,结婚后最好转出去,茶嘛,在家泡泡就行了。”
我盯着杯中水。餐厅灯光是暖黄色的,照在水面上,像劣质红茶的颜色。我想起白南青工作室的灯光,冷白色,精准照亮每一张图纸的线条。想起茶室傍晚时分的自然光,从西窗斜射进来,把茶叶的影子拉得很长。
“王先生,”我说,“你喜欢喝茶吗?”
“喝啊,单位发劳保茶,我一天泡一大杯。”
“知道茶叶分几种吗?”
“不就绿茶红茶嘛。”他笑,“你们女人就爱搞这些虚的。”
虚的。这个词让我想起很多事。想起芳梅说“没钱玩什么茶艺”,想起前男友说“你那些茶具不如买个包”,想起母亲说“卖茶能赚几个钱”。
原来在很多人眼里,茶是虚的,感情是虚的,理想是虚的。只有房子、车子、工资单是实的。实得像砖头,能把人压死。
“抱歉,”我站起来,“我去下洗手间。”
在洗手间镜子前,我看了自己很久。二十八岁,眼角有细纹,肤色因为常年熬夜而暗淡。但眼睛还亮着——这是奶奶说的,她说茶人的眼睛应该像初春的茶芽,被露水洗过,干净,有光。
手机震动。白南青:“到了,在门口。需要我进来吗?”
我打字:“再等等。”
回到座位时,王先生正在看手机。见我回来,他抬头说:“余小姐,我直说了。你条件不错,但年纪不小了,做生意也不稳定。如果我们结婚,我有几点要求:第一,把你店转了;第二,尽快生孩子;第三,和我父母同住,你得负责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