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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9章（第1页）

“新中国需要的，就是“中国经济学”，是在中华文明、中国国情和底层人民发展需求这三大基础上，构建的新经济学。对于国外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说白了，那些都是“包裹着糖衣的毒药”，确实有一定参考的价值、研究比较的价值，但我们要小心地把糖衣剥下来，而将毒药丢弃，切不可不假思索地盲目引进和应用。”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首先要实现的，是要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中国本土的经济实践，给予解释和指导，而不是什么“贡献于世界”。自己还没有走稳呢，奢谈什么贡献世界？”

“中国经济学，必然采纳马恩经济学的合理成分，但不是完全遵循和教条地尊崇，马恩是在欧洲生活，从未到过中国，而且他们的理论是七八十年前的了，其太多的“假定”，与今天我们经济面临的环境是非常不同的，所以一定要有所“扬弃”，我们坚持的是无产阶级专政革命的立场，而不是具体的经济理论和手段。例如中国经济学，不会去涵盖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的经济发展，因为两国的文明、国情甚至底层人民的情况，都有很大的不同，前提都完全不同，很多经济理论自然也不一样。”

李思华最后总结，我们既不能“言必称希腊”，也不能“言必称苏联”，中国就是中国，自有自己的文明、国情和人民特征，只能是“唯中国经济学”，希望各位学者从这样的角度，努力研究，为国家民族，提出有实用价值和有指导意义的新经济理论。

李思华的讲话对经济学家们震动非常大，她提出的完全是一个总原则，未来中国的经济学界，必然要求遵循这个总原则来形成，自身的经济研究能否被承认，显然是必须符合这个总原则的要求的。

有几个经济学家脸色惨白，他们明白，自己以引进西方经济理论为核心的“学术道路”完全被否定了，未来西方经济理论，只会是新中国经济学界的一种“参考”，而不会是主流。

李思华的一个计划，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极大兴趣。

她说明，最近几年她在忙碌之余，写了一本厚厚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初探》的书，准备作为大学经济学的主要教材之一。这让在座的经济学家们精神都一震，他们迫切想读到这本书。

李思华坦言“我自己都不认为自己这本书的理论、思想、逻辑和观点，肯定是一定正确的，所以在每个章节背后，我计划要附上很多种不同的观点和理论。也有可能是赞同的，但不管赞同还是反对，每一种观点都要求言之成理，有着自己的逻辑，甚至有着实证案例。”

“这个方式，就是提供学生全方面的思考，而不是填鸭式的接受，让他们知道，每一种经济理论可能都有适用性、或者谬误性，接受之中，必须始终保持着怀疑，我们要的，就是人人成龙，要一些温顺的羊群的话，是想干什么呢？”

“这个大工程，自然需要很多经济学家来完成，我希望有理有据的反对意见多一些，共产党人不害怕错误，改正就行，害怕的就是粉饰掩饰，这会对未来的革命工作造成严重的损失。”

李思华的态度赢得了这些经济学家的好感，很多人觉得她“风光霁月”，不少人决定认真地参与这个工程，她的这本书，可能决定未来中国经济学的主流，自己参与完善，也是留名青史、影响国运的大事件，这比自己发表十篇八篇论文，重要得多。

话题很快转向了新中国目前的经济形态，李思华称之为“半战时体制”，又称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新中国的经济体系，将是“准军事化”的，这个论断，对经济学家们的思想冲击很大，不少人是反对战时体制过于延长的。

原厦门大学校长、《资本论》中文版的翻译者王亚楠就不太认可，他向李思华说道：“李总理，战时状态长期维持是不可行的，这会对国民经济的平衡造成严重影响，尤其是压制民用工业和产业的发展。”

李思华笑着解释：“包括您王校长在内，可能大家对我所说的半战时体制和准军事化的内涵有所误解，我来解释一下。”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战时体制大家很熟悉，这是为了应付大规模战争而采取的临时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本质上是短期的。重点是在国民经济中向军事倾斜，优先将经济资源用于军事和战争准备。本质上，这是以高度集中的生产、分配和管理体制，来提高战备和军事准备的效率。”

“我们现在说半战时体制，就是因为当前的国际环境，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国家不得不将大量的资源倾斜到军事准备上，例如，这几年的军费比例，占到了财政支出的30%。这在和平时代本身是不正常的。但坦白地说，没有办法，当下所有的大国，除了美国还没有完全发动外，其它国家都不得不将大量的资源，投入战争或者准备战争。我们能够做到不完全将所有资源投入战备，已经是竭尽全力了。”

在座的经济学家们都点点头，他们也很清楚，这不是正常的时代。

李思华继续说道：“如果未来大战结束，各大国都开始裁军，我们自然也会将战备的规模降下来，将军费的比例降下来，解除现在这种半战时体制。”

“不过说道准军事化，其实可能对这个词有所误解，它与战时体制毫无关联。它指的主要是国家以军事化的一些模式，来进行经济的顶层设计和执行，其内涵有类似苏联斯大林模式以及日本德国的军国民化的一部分，但又在很多方面不相同。”

“回顾世界国家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后进国家往往会有一个阶段，在国家体制上实施一定的军事化，来推进国家的初步快速发展。例如德国在普法战争后统一的初期阶段，例如苏联建国后从战时体制到斯大林体制。”

李思华在这里不方便提到日本，其实日本也是得力于这种“军事化指挥”的国家体制的，二战后日本的复兴，除了其它各种条件，吉田茂政府的主要官员，就是当初日本918之后在我国东北殖民地的主要官员，而日本在东北实施的其实就是这种军事化的指令性计划经济，这批官员熟悉的就是这样的管理体制，即通过顶层设计，拟定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主要建设内容，然后集中政府和社会资源，强制发展，以此再带动私营投资。

二战后日本复兴，在经济体制上实际上得益的，就是这种后世被大批“经济学家”诟病的体制。李思华收回思路，继续说道：

“为什么呢？因为在这种建国或者改革的初期，民众的心气最高，奋斗意志最强，对困难和艰苦的承受度最高，这就使得军事化的管理最有效率，能够让指令得到比较彻底的贯彻。”

“为什么要军事化？因为人类组织起来的中心化管理组织中，军事组织无疑是最强有力的，具备最高效率。”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新中国目前的经济组织，有不少是准军事化的，例如铁路和公路的交通建设，例如不少大型综合工业基地的建设。而很显然，事实证明，在军事化的组织下，其建设效率甚至建设质量，都远远超过了任何市场化的组织。”

“所以准军事化，就是为了加快国家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使得国家可以在短期内，按照顶层规划建立起良好的基础，而后来市场化的经济体系，才能在这个基础上良好发展。”

“本质上来说，建国初期犹如人大病初愈，想要马上按照市场化的规则来组织经济，将是缓慢的，这个时候普通经济措施的效果非常滞后，通过国家手段强行调配，反而是最快、最合理的方法。准军事化就是一剂良药、一剂补药，让人快速恢复正常的健康。”

“当然，是药三分毒，准军事化不是万能的，它讲求严格的纪律、精神奉献、降低生活享受。所谓刚不可久，在经过十年左右的阶段后，还是必须过渡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正常经济发展阶段。”

李思华的说法大大出乎了这些经济学者所料，虽然很多学者其实早已反复研究了新中国这两年的经济政策，但按照李思华现在所说，仍然感到是捅破了一层窗户纸，看得明明白白了。

李思华笑了笑，继续说道：“其实现在客观条件还不适合全面市场化，当然以后我们也不会实施全面市场化。现在的经济制度、管理体系、资源配给都不完善，放开市场化，任由市场漫卷，很可能并不能带来经济大发展，反而是少数人，就可能通过投机手段，急速垄断大量资源和财富，导致大多数人会无法生存，让整个社会陷入动荡。”

顾谆说道：“李总理不认为市场是最有效地分配资源的手段吗？看不见的手其实就是市场，但我听说李总理曾经将之视为对幼稚儿童的烟雾弹。”

李思华点点头：“市场很重要，市场是最重要最珍稀的资源。但我反对将市场神话，市场调配资源的有效性，其前提是参与市场交易的各方，必须具有同等的话语权和定价权，可以进行平等的博弈。但在现实中，这种条件根本不存在，所以市场一定是必须有所管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