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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6章（第2页）

陈振华的体会，是多亏了中央前些年在航发方面的准备。例如当时有一种飞机涉及28种合金材料，如果要自己生产，那就必须把这28种材料全部做出来，每一种材料至少开始的时候，试验经费就需要高达30万人民币1种，如此高的经费让大家都心惊胆颤，但是上级毫不犹豫地批准了，花了近700万，硬生生地完全掌握了所有合金材料的制造工艺。

类似这样的“缺乏回报”的基础投资不计其数，也因此终于锻炼出一只还算强大的航空工业研发团队，至少基础打得很扎实，例如在航空材料方面，新中国投入的试验经费，对多种合金、结构和其它材料的基础实验规模，都是超越世界级的。

陈振华并不知道，李思华很早就决心要弥补前世虽然具有“看一眼就怀孕”的强大国产替代能力，但基础不扎实的航空问题。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原时空引进英国罗罗的斯贝发动机，英国人是提供了全部的技术资料，可是仿制20多年，就是造不出来。为什么呢？后来的总结是基础工业不行。斯贝有几十种合金材料，按照八十年代的成本，大概试验解码一种，就要超过2000万，几十种需要至少几个亿。谁敢拍这个板，花那么多钱，去单单解决材料问题呢？可是基础的材料都没有解决，随便用自己的金属材料做做，当然就失败了。

原时空后来的一个航空发动机，有低压压气机、高压压气机、高压涡轮和低压涡轮，中间还有环形燃烧室。这些结构，工作的温度、压力环境都不一样，因此使用的材料各不相同。以涡轮叶片为例，工作环境上千摄氏度，一分钟数万转，使用多种金属混合制造，而且比例也各不相同。

在新时空，航发暂时还没有那么复杂，但也是当时最复杂的工业产品。如果没有长期和大量的工业实验和研发，如何掌握如此丰富的材料和结构？

所以原时空说白了还是没钱闹的，到了2010年以后，国家资本丰足了，航空的各种研制都是大手笔的投入，类似的问题自然就逐渐解决，这个时候还担心材料试验费用吗？只不过这个基础花了几十年才解决。

在李思华看来，航发的问题，其实就是资本投入不够，所以各方面基础不行的缘故，合金材料例如铝合金都是如此困难，更不用说需要耐高温的叶盘等了。基础制造不行的话，你光靠设计师有什么用？

而基础制造最基本的，无非是两个，一是加工能力，二是好的材料。这都是要烧钱烧出来的。“看一眼就怀孕”那是有强大的设计和对原理的深度掌握，可是要进一步的“看一眼就制造”，没有强大的制造能力，就是扯淡。

所以李思华，一直是在材料工业和机械加工方面，不吝于投资，尤其是那些似乎只是纯粹消耗的工业、材料和结构实验，没有这一些数据积累，高精尖的航空和其它制造能力，就建立不起来。

陈振华他们现在的研制，已经得益于现在有了巨大进步的新中国基础制造能力。但还是很困难，设计团队要形成强大的设计能力，是需要现在这样磨练出的。

就在陈振华苦恼的时候，他不知道，全国现在超过五千家的工业技术研究室，无论是属于国家、央企、军队、大学甚至是民企，在各自研发的科技上，都各有各的烦恼。到1946年已经积累到接近50万人的新中国研发人员群体，各自研究的方向不同，但基本上都有这个特点——从过去7~10年的国产替代阶段，开始逐步走向中央提倡的自主创新。

这是一五到二五计划中科技发展的巨大转变。李思华等人推动自主创新的原因，主要是三点：

一、从美国和德国当初引进的工业科技，经过差不多十年的消化，已经普及化，国内基本上已经完全掌握，而美国最新的科技，引进的路很难，只能依靠自己。

二、长期的工业建设，使得新中国的科技团队和群体逐渐成长，逐步具备了自主研发的全向全面能力。

三、教育体系进入人才爆发期，从1946年开始，每年平均会有200到350万大学生毕业，其中75%以上都是理工科，到后期每年可以供给260万理工本科生；同期大约每年能提供30万左右的硕士和3万左右的博士。新中国的科技人才红利期已经到来，当然要狂暴地发展自主研发能力。

实际上，李思华计划在二五期间，将目前五千个左右的工业科技实验室，发展到两万个以上。这样的规模，才能覆盖全产业链，覆盖全科技面。

楼陈厚脚穿胶鞋，胶鞋连裤腿都是厚厚的泥，一步一步地走来，颇为费力，头上还戴着草帽，中年人忠厚的脸上带着微笑，不过他戴着眼镜，学者的气质还是蛮明显的，不会让人误以为是位农民。

楼陈厚是新成立的“农达生物化学股份公司”的首席科学家。他在1939年毕业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植物系，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立即返回刚刚建国的新中国，担任西南农业大学的教授。

他是在农达生化的总裁何提平的多次邀请下，才“下海”担任这个公司的首席科学家的，因为这个公司的来头不一样。

何提平本人原来是在农业部任职。现在的中国农业部，是一个庞大的行政管理和科研管理机构，有着40多个局和处。何提平本来就是其中农药处的处长。但是在李总理的一个农业企业计划的推动下，农业部说服了何提平出来创设混合制企业“农达生化”。

中央投资基金和财政部的一个基金等机构，先创立了“中国农业投资大基金”，然后投资何提平的“农达生化”这样的企业。大基金承诺了对农达生化的一笔大规模的“对赌基金”，先给种子基金启动投资，然后每发展到一个对赌条件设置的门槛，追加一笔投资基金，直到完成全部对赌。大基金获得的，不过是20%股权及其分红，而其余的80%股权和分红，则是仿照李思华带给这个新时空的“华为工作股”机制，属于工作贡献中的广大科学家和员工。

第一批这样被投资的初创农业科技公司，大约有20多家。每一家都是仔细考虑过对农科科技领域的覆盖范围的，并选择组织部认为最优秀有企业家潜质的干部出任初创领导人，未来再在社会上不断发掘。

例如农达生化，发展的主要是农药、化学品和种子科技，在李思华心目中对标的就是美国的孟山都，当然现在的孟山都还没有发展到后世“全球最邪恶的公司”那种大名鼎鼎的程度。准备对标孟山都的，当然也布置农达生化这一家企业，每个标的，至少都是3家企业，看谁最后能不能胜出。

这样的对标，还有长期的博弈深意。例如农药，农业部上手要求的就是低毒农药，就像要求高效化肥一样。类似孟山都的PCB（多氯联苯）、杀虫剂DDT以及除草剂“橙剂（二噁英）”这样的高毒性、高残留农药，是绝对不允许在国内使用的，国内必须是低毒。

在未来，这就是对付美国农业的武器，例如贸易中禁止所有使用此类农药的农产品，向全世界宣传美国农业的恐怖和毒害等。

而且美国农业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大量生产激素，然后将激素应用于肉食牲畜养殖，养殖速度快嘛，例如美国牛和牛奶的产量，都是靠激素带来的。这完全可以作为贸易和舆论武器。

所有这一些，都是大博弈层层分解后的一个小的环节。

何提平走出公司大厅，就看到正在院子里冲洗脚部污泥的楼陈厚，不由笑着问候：“娄老师又下田了，辛苦了。”

楼陈厚抬头看到何提平，看他提着包和行李，是要出差，问他：“你去哪？”

何提平回答：“是去参加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CPOV）的筹备会议。这个组织未来还要扩展到国际，它的目的是保证植物育种者，对一些类型的农作物种子，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权利和依据，来促进种子企业的发展。”

何提平向楼陈厚告别，走出了大厅，上了轿车，国内一直控制轿车的推广，不许可私人轿车，只有企业能够购买规定数量的轿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