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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4章（第3页）

很重要的一点是，两国都是全球最不发达的国家，人民生活极其困苦，尤其坦桑尼亚，可以说是直接从原始的部族社会，勉强变成了准现代社会，如果按照原时空的历史轨迹，这里要到1961年，才摆脱了英国殖民地的身份，独立建国。

政治上，埃塞俄比亚与坦桑尼亚很不一样，埃塞俄比亚可谓是非洲的“中国”，曾经有着灿烂的文化和文明，其帝国史，可以追溯约2000年，而且是个基督教人口为主的国家，与坦桑尼亚这种穆斯林为主的典型非洲国家不同。当下的埃塞俄比亚，还是海尔塞拉西一世统治下的帝国，在二战期间他们有力地对抗和牵制了大批意大利军队，战争实力在此时的非洲，大概仅次于英属南非。

显然，埃塞俄比亚上层的知识层次，远远高于坦桑尼亚。这两个目标的选择，一个是封建社会的末期，而另一个是原始社会转换的初期，都很有代表性。

毛泽东制定的非洲革命发展路径，大致是“传播思想、培养干部、发展组织、参政影响、割据发展、借机夺权”的24字诀。

在原时空，非洲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深受苏联社会主义的影响，大量的国家建国后，都号称社会主义国家，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也不例外。

基于这种背景，中国模式的非洲社会主义组织或者政党，就可以先用当地“社会主义”的一个思想和组织派系的名义，在政治上形成影响力，参政议政，影响非洲的发展。但策略不同的一点是，组织要建立“国中之国”，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自己的割据根据地，发展经济、实践非洲真正的社会主义，同时教育群众，培养人才。等到时机成熟，再夺取国家政权，将过去名义上的“社会主义”，转变为中国模式的真正社会主义国家。

1948年11月的一天，坦桑尼亚鲁菲吉河下游，离开河边大约1公里多的地方，一座看起来还很新的校舍。

王珂走出教室，深吸了一口空气，刚刚才下过雨，空气非常清新，11月的天，气温大约在21度左右，非常舒适。虽然说非洲很多时候热得要死，但也有着气候舒适的季节。

这所学校刚刚开始教学不到2个月，此前先遣小组用了大量的时间，说服了当地的部族头人，让他同意开办这一所学校，因为他们了解到，有这所学校在，就会有每年对部族援助的物资，而且他们是纯粹“慈善”的学校，不收取学生任何的学费，还免费提供一顿午餐和每学期一套校服，也不会违反伊斯兰的教义。

有着这样的好处，附近村庄的家庭，都把10岁以上的男女孩子送了过来，至少可以减轻家庭的负担。这所学校的一个好处是，虽然遵循穆斯林的要求，男女学生分开上学，但至少他们也接受女孩。大多数的家庭都非常贫困，也不担心这所学校会另有所图。

几个月来，熟悉了情况的王珂，对于这里的小孩子还是喜欢的，至少他们的积极性高，对未来有期待。对于这里的成人，他每当想到往往会露出苦笑。

这里的男人太懒了！早上6点吃早饭，8点半开始工作，10点钟是他们的午茶时间，到此，他们上午的工作基本就算结束了；中午12点至下午2点是午饭和休息时间，下午也几乎不再工作。这是因为对抗殖民主义而形成的吗？恐怕也不见得。

应该还是这里的生存条件太好了，“穿衣一块布，吃饭一棵树”，人们只靠身上裹一块布，就可以当作是衣服，气温一直在摄氏20度以上嘛。而树上的水果，几乎就可以提供他们足够的饭食。绿树繁花，遍地瓜果飘香，各种热带动植物更是让人眼花缭乱。他们耕地种田，都只是把种子扔到地里，活多少算多少，这他娘的也算是种地？

这里成年男人的理想，就是吃好的和日女人，据说那些从非洲移民美国的非洲人，没有父亲的几率将近70%，生完孩子就跑了嘛。

所以本质上，这还是个原始社会，人民没有经历过其它国家封建社会或者中国那样的皇绅社会的千年毒打，自由散漫惯了，组织性是非常差的。英国殖民者的到来，毕竟人数很有限，他们也只顾掠夺当地的资源，对于当地的社会，除了几个城市，大概没有任何的改变。

王珂听说过一种“文明压迫论”的理论，意思是文明只有在外部巨大的压力下才能成长。非洲以往，就是压力太小了，至少他所在的坦桑尼亚，就是如此。最勤劳的往往是孩子，甚至有父母靠自己的孩子活着，其次是妇女，很多男人娶个媳妇，就是为了让媳妇养他。“事业”这个词，对于这里的男人完全不存在，更不要说理解和接受革命理论了。

这让王珂有些绝望，至少按照他的使命，要选拔优秀青年送到中国去培训，但他觉得根本没有所谓的优秀青年，只有这些孩子还比较有希望。这个月初他打了报告后，上级同意了他把几个十三四岁的孩子送到中国去培训，年龄低点就低点吧，至少可塑性强。

送走孩子是很容易的，给他或她所在的家庭一些物资就可以了，尤其是在这里稀罕点的东西，大多数送孩子来上学的其实主要是妇女，这些孩子很多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

在孩子中间，对于那几个第一批被选拔到中国去“留学”的孩子，都是很羡慕的，少年人，总还是对自己的未来有所期待，对外部的世界有所好奇，而不是像成年人那样，为了活着而活着，生活的乐趣，就在于吃到一口好吃的，或者是日了几个女人。

他想到那些学生的一些好奇的问题，嘴角不由露出了微笑。那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例如“老师，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喝热水？”、“老师，为什么中国的面包（馒头）是白色的？”他们对于中国的一切都很有兴趣，这才是活力。

在上次工作小组聚会，他向上级汇报的时候，他直截了当地告诉上级，自己不觉得这里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良好土壤，只能是依靠未来中国的支持，建立起名义上社会主义的国家。这里的人民素质，不经过几十年的教育改造，是难以成为具有积极主动性和进取心的社会主义国民的。

当时上级笑了笑，说他自己也知道这里是怎么一回事，不过这里也是帝国主义影响薄弱的地方。至于要建设好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单靠坦桑尼亚自己民族确实是做不到的，到时要怎么办，上级没有接着说下去。但他明白，估计需要中国派出大量的基层干部来组织管理。这个国家只能是“附庸型”的，实际上根本做不到独立自主，完全依靠自己来发展。

实际上，在李思华的考虑中，未来非洲建立的每一个中国模式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派遣干部为之建立起比较有力的国家组织和经济管理体系，这些民族直接来自原始社会，文明和文化都没有底蕴，对于现代化管理，如果纯粹靠自己，那肯定是一地鸡毛，所以必须是一个“10~20年的替代计划”，先大量使用中国干部，建立起体制后，逐步由经过教育培训的当地非洲人替代，直到最后中国干部退出。

在中国干部存在的时期，自然要实现与中国的“市场接轨、产业接轨”，双向的利益才是持久的。

她觉得，既然花钱援助，就要援助到根子上，原时空中国援助非洲，修铁路修工程，那都是表面的，非洲人自己管理不好，大大浪费了新中国的心血，单单那一条坦赞铁路，付出之高难以想象，影响了中国自己的国民经济发展（1970年左右，耗资高达5亿美元！）。结果呢？到2020年坦赞铁路坦桑尼亚路段总运量才23。2万吨，大概相当于具有可比性的天津铁路路段的5%左右（铁路长度差不多）。而且铁路开始有破败之相，未来还不知道会怎样呢。

因此她对这种援助是坚决反对的，不搞定非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有效率体制，任何基建或者经济援助，最后大多是打了水漂，除了在非洲扩散了中国的影响力，其实没有其它意义。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亚的斯亚贝巴大学。

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江景彦，正在台上做着《中国模式社会主义介绍》的讲座。这个能容纳300多人的讲堂不要说是座无虚席了，所有的空地、走廊、甚至门口都是人，这里的大学生们对于中国革命的兴趣，远远超出了江景彦之前的预料。此前他知道，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在这些地域的影响很深，所以一直有点担心，现在看来是多余的了，学生们固然受到苏联理论的影响，但显然也想了解另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有什么不一样。

他定了一下神，继续说道：

“主席和李思华同志对社会主义的主张，是要建立在具体国情基础上，实事求是。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就不同，每一种理论都是有适用范围的，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

“例如新中国解放和建国前，民国时代的旧中国是个农业国，全国的工人只有几百万人，相对于全国5亿人口，比例都不到1%。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中国遵循苏联理论，只是以工人阶级为革命的依靠，那么后果就很可能是革命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