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对于当年庚子赔款涉及的14国,除了已经不存在的日本,以及俄、德(东西德)、法、英、美五大强国外,仍然不与意、奥、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这8国建交和往来,他们被新中国公开列为敌国,也公开声明只要中国有机会,就必然采取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报复,除非他们归还庚款并道歉,否则必然“十倍以报!”
这几个国家自然非常愤怒,但愤怒之后是害怕,被一个超级大国盯上的滋味,不是好受的,他们当然去找美国,但是中国对美国的回答是,没找你们美国要账,是因为二战大家是盟友。至于这些国家,是什么玩意?做错事就要受惩罚,美国要是觉得北约保护得了他们,就走着瞧。美国的抗议和调节,被新中国弹了回来。
事情短暂地暂时停歇了。但是随着中国展开对外交往,这几个国家也对中国的实力认识越来越深,也就越来越害怕。结果在5年之内,比利时第一个倒戈,归还了双倍的庚款,多一倍自然是作为利息。而此后几个国家纷纷跟进,终于到1957年,全部8个国家都照此与中国了清了恩怨。西德虽然不在名单上,但比较识趣,为青岛和山东建设捐了一大笔钱,说是对此前殖民山东的道歉,但明眼人都知道,实际上这就是西德的赔偿。
第265章联合指挥链与印度顾问团
总参1号指挥大厅,一场联合指挥作战演习正在进行中。
赵云腾看着那些巨大的阴极射线管(CRT)显示器,机器看上去就非常沉重,一直发出嗡嗡的声音,让他不由得怀念前世的LED显示屏。没办法,现在能用上CRT显示器,已经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了,这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最新的成果之一,在全世界应该是第一个实际应用的。在军事上当然首先利用,与第二代晶体管电脑结合,形成了初步的电子化军事指挥系统和显示系统。
大厅里在多台“巨大”的电脑面前,输入数据的参谋们,击打键盘的声音响成一片,负责解读的参谋对每一个行动的进展不断解说,观战的将军们则默不作声,冷静地听着参谋的汇报,内心都在跟踪和思考着战役的进行。
赵云腾的心中,不由得有几分忐忑。这场演习也是对他的考验之一,因为他此时是总参“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研究小组”的重要成员,实际上,这个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很多内容,都是出自于他的建议和研究。
联合作战的需求,在二战时其实已经体现出来,不过当时的对手是日军和英国仆从军,不算太明显,我军的指挥体制的问题,还不太显著。但是现在的军队,是以苏军和美军作为潜在作战对象的,必须实现高效的联合作战指挥。
这也是现代科技进度带来的改变。十几二十年前的作战,主体是陆军,能够加上空军的辅助,就已经很不错了,谈不上什么联合作战。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陆军、空军、海军、导弹军、核生化防御部队等等,兵种越来越复杂。就算是陆军内部,也分出来非来常多的支系,例如步兵、装甲兵、炮兵、防空兵、侦察兵、特种兵、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学兵、陆军航空兵、电子对抗兵和测绘兵等。这么多的兵种,每次作战其实都需要“搭积木”,将各兵种有效地组织起来,拧成一个拳头,并实现统一的指挥,相反,如果每个命令,都需要从单独兵种的指挥那里下发,那么简直就不是多头指挥了,而是无头苍蝇。
所以指挥体系是必须改革的,此时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在探索如何实现高效的联合指挥,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上一次探亲,他就已经向李思华汇报过自己在联合指挥方面的想法,也得到了李思华的赞赏,给了他不少指点,当时国内还没有正式启动联合作战指挥研究呢,他在国防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就是关于联合作战指挥的,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也成为总参后来推进这项工作的重要参考文件。
赵云腾的主体思路,是参考了原时空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的联合作战指挥体系的改革路径,说白了就是建立两条指挥链。
一条链是军政,即对军队的行政性指挥,军政是由国防部对中央军委负责。国防部统一管理全国武装力量的建设工作,如人民武装力量的征集、编制、装备、训练、军事科研以及军人衔级、薪给等,在战争中则担任支援任务的行政渠道。国防部下属是对各个支持部门,以及各大军区。
另一条链是军令,自然是对军队的作战性指挥,具体负责作战。指挥的链条是从中央军委联合指挥部(军委联指,以总参为基础),到战区联指,战区联指是负责具体作战的,战区联指司令员才是战争的具体指挥员和负责人,而不是各大军区首长或单独兵种的司令员。
说得简单点,就是战区联指负责军事行动策划,经过军委联指批准后(大规模的战争由军委联指自行策划),开始对需要的军事力量“搭积木”,通过国防部和各大军区抽调所有需要的兵种和兵力,组合成联合打击力量,然后在战区司令员的指挥下遂行作战。
在这样的体制下,战区联指汇集一切资源、一切兵力、一切信息、一切作战权力,这样就拧成了一个拳头,能够发挥多军兵种联合作战的威力。
所以这样就避免了多头指挥导致的效率低下和指挥混乱。军政和军令统一,是在中央军委的层面。在军委之下,则是军政和军令两块部门分离。军政是常态型的,国防部、各大军区、各单独兵种,他们常态存在,对军队进行编制、训练、装备,包括军事科研和军人待遇等一切行政性的事务。但真正的作战指挥,则通过组建长期的或临时性的战区来解决,战区司令员是真正的指挥官,而战区联指则是所有资源和信息的指挥链枢纽,对下联结参与作战的部队。
所有的作战部队,一旦被列入战区,抽调出来,原上级行政指挥机构就不得干涉,权力汇集到了战区联指。
所以这样的思路,其实就是力图做到联合指挥中,既适度分离又协调耦合的职能配置。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规避各作战部队的上级军种,利用其行政资源,在作战指挥上,干预加入战区的原下属军种组成部队,这实际上就是越权干预联指的指挥权了,所以必须坚决制止。
当然,联合指挥,必须统一各兵种的通信链,使之兼容。命令可以从联指下达了各个作战部队,不同军中的作战部队之间可以联系和交流,否则凭什么联合指挥呢?
在赵云腾的考虑中,联合指挥作战体系是顶层设计,而陆军的合成化则是下沉的发展路径,上下两层的改革提升,加上空军、海军等军事科技和指挥的发展,在10~20年的时间里,就能造就一只空前强大的中国军队。这已经变成了他的一个执念和事业的理想。
按照赵云腾的记忆,在他前世1983年的美军伊朗事件中,美军就吃了缺乏有效联合指挥的大亏。美军现场有4个指挥官,令出多头,甚至彼此无法辨认,无线电通信居然互不兼容,大家都不知道谁该负责。而现场又环境恶劣,黄沙漫天,一片黑暗,最后只得各自为战,导致美军的拯救人质行动,一败涂地。
赵云腾知道,美军从五十年代就想搞联合指挥,但到了八十年代都还是一地鸡毛,从1986年起才逐渐好转,说白了就是军队内部的官僚主义盛行和权力地盘思想,一直到吃了大亏,才不得不转变和改革。而改革后,到1991年的海湾战争就大见成效,以至于当时的海湾战争总司令施瓦茨科普夫得意地说过:“战争中,非常非常清晰的指挥链和对下级指挥官的责任,使我们在战场上,统一指挥部队和联合作战的能力,无人匹敌”。
这就是高效联合作战的威力。对比一下,在越南战争中,单单是空军,就被后来担任美国联参会毛泽东的戴维琼斯上将讽刺说:“军种之争使得越南战场上至少有着6场不同的空战。海军在北部的空战,空军在北部的空战,战略空军的空战,海军在南部的空战,越南人的空战,以及陆军直升机的空战。”按照他的看法,越战中的美国空战,就是目标不明、职责不清的典范。
但人民军队现在的情况,官僚主义和私人利益,都得到很大抑制,实行这样的改革可以快速见效。高效的联合作战指挥,说白了其核心还是一套机制,是“人治”,虽然也需要军事科技基础,例如通讯系统,但在五十年代已经可以基础性地推广,而到六十年代的科技支撑下,就可以成为一种“常态”。
所以美军花了几十年才定型,并发挥了巨大威力的联合作战体系,新中国应该有能力在短期之内就实现。
演习结束,新的联合作战体系经受了演习的考验,体现出良好的效果,在场的将军们都比较满意,林彪还赞叹了一句:“上善若水,整个指挥过程就像流水一样,平静而高效。兼顾所有,聚力于一,很好。”
彭老总专门走到了赵云腾的面前,让他有点紧张,因为彭总一向严肃严厉。他没有露出笑容,只是重重地拍了赵云腾的肩膀,说道:“干得好!”让他有点懵圈,彭总走了他才想到,担任国防部长的彭总,当然知道这个联合作战指挥体系的由来和发展过程。
领导们都走了,赵云腾才瘫坐下来,感到了迟到的一阵阵紧张之后的疲惫,同时也有着轻松。他觉得,这件事,算是干成了。
1950年12月的一天,赵云腾在印度次大陆比哈尔的游击队基地,整理着自己的行李,这一次可能要呆好几年。
他现在是“中国援印革命军事顾问团”的副团长,是配合皮定军团长,协调印度“红色走廊”中已经建立起来的红色军队的指挥和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