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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4章（第2页）

所以一个中国伊斯兰教的群体，大约十几名学者，来到了伊朗学习和交流伊朗什叶派的理论，尤其是十二伊玛目派的理论。他们多数具备关于苏菲主义理论的深厚功底，最主要的目标，是库姆的一所神学院，他们感兴趣的学科，是政治哲学，以及伊斯兰历史及伦理，其中两位，还被库姆神学院聘为客座讲师，在他们的同僚中，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名为霍梅尼，50多岁的他，在伊朗已经享有盛名，而来自中国的学者与他之间，很快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几人之间、以及与霍梅尼的一些学生之间，形成了一个伊斯兰理论和政治讨论的圈子。

一种以“哲学王（伊斯兰宗教领袖）”为最高精神领袖，以教义与民意相互制衡，来形成政体中权力结构的二重性，以保障伊朗政体双重价值的平衡与协调的理论和体系，开始在库姆的神学院中发芽。它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社会主义，但也许适合于伊朗。

第275章西欧、东欧与笨熊苏联

西元1954年34月，外交部长李玉振，访问了西欧和东欧，对于西欧，主要是法国和西德两国，对于东欧，则是除了一个国家外都扫了一遍，包括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6国，只有那个阿尔巴尼亚，因为李思华提前提醒不必理会，所以他没有去。

在西欧，虽然访问法国，但李玉振对于其首脑并无兴趣，他主要访问的是两个人，戴高乐和让莫内，按照李思华刻薄的说法，法国的五十年代也就剩下这两个人了，至于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其它政客，那就是一群“垃圾”。

人们都比较熟悉戴高乐，却不太熟悉让莫内，此时在原时空是“欧共体之父”，就是他一直在推动欧洲统一和法德和解，最终得以成功，而法德轴心也成为二战后欧洲得以经济复兴的关键。

让莫内最早是想英国与法国先成为“一国”，经济统一，不过二战刚结束的时候，英国怎么瞧得上法国呢？所以后来让莫内才搞起了法德联盟，以此实现了最初的“欧共体”。

搞笑的是，英国到了六十年代，从冷眼旁观变成了拼命要挤入欧共体，发现自己不再是大国了嘛，无论政治还是经济都需要抱团取暖，结果第一次申请还被戴高乐否决了，让英国佬大丢脸面，后来英国的希思首相，终于带领英国加入了欧共体，希思还因此落泪，说是“不负此生”了。

恐怕当时希思做梦也没想到，几十年后，他的一帮后辈政客，拼命地要退出欧盟，最终还“脱欧”成功了。

这就是历史的诡谲，洪流冲刷、百转千折，随着时光的流逝，没有什么是绝对正确的事情。

李玉振从戴高乐家门口下来，就看到一个巨人，已经穿得整整齐齐地等在门口，他知道那就是戴高乐。走进了戴高乐的面前，他心里还是倒吸了一口凉气，戴高乐长得太高了，果然是2米18的个子，在这个时代无论什么人种中，都堪称巨人。中国人对他名字的翻译“高了”，确实是精髓。据说当初他就是靠着这双大长腿，跨上了英国对德谈判使节的飞机，避免了被德军在机场抓到，可能不会假。

戴高乐好奇地看着中国的外交部长李玉振，他内心有些高兴，这个中国外长也是全球知名的了，因为有几次外交交锋，李都是大出风头，算得上此时全球的风云人物之一。李玉振突出地代表了新中国这些年的国家形象——“强悍而决不妥协”。李来到法国，除了与法国政府的谈判外，就主要来拜访戴高乐，这充分说明中国人对戴高乐的重视，这自然使得他感到高兴，更何况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直言不讳地说，他的法国之行，最重要的是拜访戴高乐将军，中国认为他是法国的政治巨人，给他戴了很高的帽子。

尤其是中国对英国的态度，让戴高乐的内心不无好感，法国吃英国人的亏太大了，二战中丘吉尔对他的蔑视，让他长期耿耿于怀。

主宾落座后，李玉振先向戴高乐转达了主席和李思华对戴高乐的问候。

戴高乐内心高兴，说道：“我现在只是个退休的老头子，对于法国政坛的影响力不大。”

聊了一会，话题转向了中国人拜访戴高乐的目的。李玉振说道：

“我国的李思华总理，在我们内部向来以对国际局势的精准预判而著称，她对当下的法国也有预判，这正是我来拜访您的目的。”

戴高乐感兴趣地问道：“喔，那李总理的预判是什么呢？”他这几年对中国很感兴趣，开头是作为敌人来研究的，新中国的崛起，使得法国二战后收复印支殖民地的计划完全破产，法国遭受了巨大损失。但是几年下来，早就心平了，新中国已经是一个与美国、苏联同级的超级大国，全世界现在就是这三强争霸，而法国只能是一个二流强国了，甚至当年的霸主英国也是一样。法国当年能占领印度支那，是因为中国处于衰弱期，等到它重新崛起，法国再有殖民的企图，就只是妄想了。

心态平和了，反而使得他对于中国的理论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现在对于中国的两位领袖的理论和思想，都不陌生。

李玉振接下去：“李总理认为，现在法国第四共和国的政体，已经不能适应法国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脆弱多党制下，权力集中于国民议会而非政府，斗争大于合作，导致政局动荡和政府没有权威。在平常的时候还能勉强维持，但由于政策难以有延续性，施政的能力很差。而一旦法国遇到危机，这种整体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戴高乐吃惊地挑了挑眉头，中国的李总理厉害呀，真的是不负盛名，人在万里之外，对法国政坛的弊端却看得清清楚楚，这与他自己的想法完全一致。

“李总理还说，按照法国这种政治格局，唯一的解决方法，是加强总统制度，让总统掌握行政实权，权力如果没有一定的集中，是无法有效率地执政的，也解决不了危机。”

戴高乐内心更是诧异，这位李总理简直是他的知音，她的建议与他现在的思考完全一致。

“所以李总理认为，未来您必定还会东山再起，时机必然是法国发生危机的时候，那个时候法国人民肯定会想起并拥戴您，因为您是唯一能领导法国，战胜危机的人。李总理称赞您是现代法国最后的巨人。”

戴高乐又高兴又有点黯然，中国李总理所谓“最后的巨人”，既是对他高度的赞赏，也是暗含着对法国缺乏后继人才的判断。他看了一样在场的助手蓬皮杜，看到他眉飞色舞，心想他没听懂这话的深意也好。

李玉振还向戴高乐讲述了中文中“东山再起”这个词的历史故事。戴高乐的反应，是“於我心有戚戚焉”，中国的历史文化真是丰富，可惜自己不年轻了，否则一定能从中学习，汲取不少的东方智慧。

蓬皮杜听得很高兴，极为振奋，尤其是中国人判断戴高乐必然会东山再起的时候。他们这一派可是一直在为了戴高乐复起而努力。他奋笔疾书地记录着，心想明天就要向他的朋友们讲述这一切。

此时的主席和李思华的影响力，可不是二十年前全球的无名小卒了，而是全世界最负盛名的两位巨人。因为二战的领袖，美国的罗斯福、苏联的斯大林都已经去世，而丘吉尔的影响力，则随着英国的衰落而衰退。反而是主席和李思华，随着新中国这十几年的国势蒸蒸日上，而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两人又都擅长理论述作，著作开始传遍全球，可以说，现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包括欧洲社会，都有人在仔细地、深入地研究他们的理论和思想。两人的“个人影响力”，已经变得无与伦比。

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影响力对于西方当然更大，可那实际上是美国的影响力，而不是他个人的影响力，未来等到他从美国总统的位置上下来，就会和现在的杜鲁门一样，不过是有名气的政客罢了，是根本不可能拥有这种巨大的个人影响力的。

在当代欧洲的知识分子们看来，社会主义这一头，前有马恩，中有苏联的列宁和斯大林，现在就是中国的毛和李，这都是划时代的巨人，他们的思想，影响着全球的历史发展。今年欧洲最流行最时尚的读物，就是从中国流传出来的半本《定国策》，两位巨人在近二十年前（西元1935年）的对话，话被无数的欧洲知识分子，在仔细地阅读和思考着，凡是阅读过的人，没有不被他们精准的预判所震惊的——世界和中国的长期发展，似乎在两位巨人的眼中，是如此的纤毫毕现！那可是二十年前！

所以蓬皮杜才会对李玉振转述的中国领袖的看法，如此振奋。他内心想着，这对于他们“同志”的鼓舞，必然是巨大的！

李玉振还向戴高乐谈到了将要拜访让莫内，说到中国对于未来欧洲的联合，是“乐观其成”的，他还提了一个李总理定义的说法“欧共体”。戴高乐此时由于对德国的心结还没有转过来，并不是欧洲联合的狂热支持者，他还在思考这个问题，于是好奇地问李玉振，为什么中国会支持“欧共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