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活在过去的愧疚里,像背负一座塌方的矿井。
如果连这群孩子都不愿看他一眼,那他余生都将被困在黑暗中。
“告诉他,”
李东最终说,“下周六,我接他来。
但有两个条件:一是必须有医生陪同,二是他得准备一样东西??不是道歉信,而是一幅画。”
挂了电话,他又拨通精神病院。
赵德海的母亲已去世多年,无人探望。
但护士说,他最近安静了许多,每天早上都会对着墙角说“早安”
,仿佛那里站着某个人。
“他说是老王头来看他。”
护士低声说,“还留了糖纸折的小鸟,放在枕头底下。”
李东闭上眼,鼻腔发酸。
他知道,那不是幻觉。
是王林真的去过。
是在用自己残存的清醒,一点一点修补那些被岁月撕碎的关系。
两天后,县团委派人来对接。
他们决定将“彩虹画室”
纳入“青年志愿服务重点项目”
,提供年度经费两千元,并协调美院学生定期授课。
更意外的是,市电视台《民生视线》栏目组也要来做一期专题报道。
“我们想拍一个真实的故事,”
记者说,“关于一个警察如何用蜡笔阻止悲剧。”
李东拒绝了镜头直对孩子们的脸。
“可以拍环境,拍过程,但别暴露他们身份。”
他说,“他们不是新闻素材,是正在重生的人。”
记者沉默片刻,点头答应。
拍摄那天,阳光正好。
镜头扫过教室墙壁,上面贴满了孩子的画:有太阳、有桥、有牵手的一家人、有一只飞出笼子的鸟。
最显眼的位置,仍是小梅那幅《光来了》??整张纸被金黄与橙红填满,角落写着一行小字:“李伯伯说,心里黑不怕,只要肯画,就能亮。”
节目播出当晚,李东坐在办公室看回放。
陈国栋也来了,拎着两瓶啤酒,看完后一句话没说,只递给他一封省厅密件。
里面是公安部下发的一份内部通报:近期多地发生青少年极端事件,多与长期情感忽视、家庭暴力、教育资源缺失相关。
文件明确提出,“基层政法力量应探索预防性治理新模式”
,并点名引用“八外村彩虹画室”
案例,作为“非传统警务介入社会支持体系”
的典型经验。
“你要出名了。”
陈国栋打开酒瓶,“上面有人想让你去省里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