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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普鲁士统一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准备（第2页）

1860—1865年是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争夺德意志经济领导权的决定性阶段。奥地利深知，普鲁士对德意志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关税同盟，因此，尽管“中欧关税同盟”计划没有获得预期成果，进入六十年代后却继续这一目标，以便削弱普鲁士通过关税同盟获得的经济领导地位。普鲁士的策略则完全相反，通过将奥地利完全排除出德意志经济圈来巩固自己的经济领导地位，进而获得政治领导权。而这时的欧洲形势为普鲁士提供了实现自己目标的有利机遇。

1860年1月23日，英法两国间缔结了一项商业条约，双方实行最惠国待遇，并大幅度降低关税。英国想以此进一步推进国际自由贸易的发展，扩大英国工业品在法国市场的份额，法国则想通过这种自由贸易来抛弃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提升大众购买力，进而给国家工业化以强有力的推动。在德意志地区，随着工业发展和工业实力的增强，工业家们也越来越倾向于自由贸易，将英法之间的这种自由贸易视为一种机遇，要求关税同盟能与法国签订类似的条约，以便“享受法国的低关税”。

普鲁士从一开始就对与法国签订一个类似的商业条约持欢迎态度，其中除了经济上的好处外，还有其政治意图。它认为，通过实行自由主义的关税改革，势必给奥地利念念不忘的中欧关税同盟方案以致命性打击，因为发展水平很低而且处于贸易保护主义之下的奥地利经济绝对没有能力承受西欧的这种“革命性”低关税政策。因此，与法国签订商业条约“是将奥地利永远排除出去的一种有效手段”。法国也想与普鲁士签订一项新的商业条约，希望以此将这个德意志关税同盟的领导者与自己的政策联系起来，并“利用由于商业条约引发的德意志内部冲突来为法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服务”。出于各自的考虑，两国于1861年1月11日开始在柏林进行相关谈判。

但是普鲁士与法国订立商业条约的态度遭到关税同盟中的一些中等邦国的反对。它们很清楚，一旦与法国签订自由贸易性的商业条约，就意味着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奥地利与关税同盟之间“特殊关系”的结束，普鲁士就会成为德意志内部没有竞争对手的霸主。因此，在奥地利外交大臣雷希贝格（JohannBernhardv，1806—1899）的鼓动下，关税同盟中的一些邦国公开要求与奥地利在商业上进行更紧密的合作。面对奥地利和中等邦国的阻挠，普鲁士决定加速与法国的商业条约谈判，同时巧妙地利用关税同盟内部一些中等邦国的特别愿望来与法国讨价还价。1862年3月29日，普鲁士在没有与关税同盟其他成员商量的情况下，就签订了《法普商业条约》（Franzsisch-Preuisdelsvertrag）。据此，到1866年1月1日，法普双方将降低各种关税。关税同盟的许多商品由此在法国获得和英国、比利时商品一样的关税优惠。以金属制品关税为例，铁丝的关税从每公担14法郎降为10法郎；铜制品则从15法郎降为10法郎。

1865年，德意志关税同盟条约面临延长的问题。此前，关税同盟内部各派力量斗争非常激烈。南德诸邦要求继续保证1853年时给予奥地利的权利，即奥地利在向关税同盟地区出口时，可享受最低关税。与此同时，它们还反对普鲁士关于将关税同盟的重新组织与确认法普商业条约挂钩的建议。当时，巴伐利亚、符滕堡、汉诺威、黑森—达姆施塔特、拿骚、法兰克福等邦的反对立场完全有可能使法普商业条约在关税同盟中无法得到批准。面对这种阻力，普鲁士政府采用软硬兼施的政策。一方面普鲁士新首相俾斯麦以威胁的口气宣布，到1865年关税同盟条约期满时，他将解散关税同盟，然后与各邦在《法普商业条约》的基础上重新谈判；另一方面他又大力改善与奥地利的关系，于1864年3月在布拉格和奥地利举行奥德关税同盟谈判。不过，俾斯麦早就知道，奥地利和德意志关税同盟的经济和管理状况差异很大，所谓的奥德关税同盟只是一种“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尽管如此，这种表演性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那些担心普鲁士霸权野心的中等邦国得到些许安慰。

与此同时，尽管对于普鲁士称霸德意志顾虑重重，对《法普商业条约》持反对态度的关税同盟各邦却不得不正视越来越大的经济和政治压力。首先，如果关税同盟解体，它们将失去巨大的经济利益。关税同盟建立以来，各邦在商业贸易方面受惠很大。南德各邦从北德地区输入工业制成品，北德各邦则从南部大量输入原料和粮食。更为重要的是，关税收入已经成为中小邦国增长最快的财政收入来源。在符滕堡，183031年时关税收入只占收入预算的7。4%，183942年时则已经上升到14。6%。在巴登，1830年的关税收入占总收入的8。4%，1850年时则达到了19。6%。黑森达姆施塔特在加入关税同盟前几乎没有净收入可供支配，到19世纪四十年代，关税收入已经占其财政的13%。黑森达姆施塔特的一位议员曾指出：如果没有普鲁士分拨的关税收入，国家开支就无从谈起。在政治上，对法普商业条约持反对态度的各邦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不仅地方商业团体持续向本邦政府施压，要求接受自由贸易条约，资产阶级自由派也在各邦议会中大力鼓吹继续关税同盟条约。

在这种形势下，对普鲁士抱敌视态度的各邦政府不得不改变立场。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曾在1864年8月无可奈何地指出，除了接受普鲁士的条件，“没有别的选择”，南德地区“出于巨大的利益，迟早要被迫与德国其他部分连接起来”。符滕堡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我们迟早要向普鲁士屈服，因为我们的需要使然”。于是，曾经持反对立场的各邦纷纷向普鲁士“投降”。1864年夏天，萨克森、不伦瑞克、图林根、法兰克福等达成了继续关税同盟的协议。黑森卡塞尔也在公众舆论压力下和普鲁士的收买下放弃了抵抗。同年10月，巴伐利亚、符滕堡、黑森达姆施塔特、拿骚等邦也同意在《法普商业条约》的基础上继续延长关税同盟。

这无疑是普鲁士的巨大胜利。有学者在谈及这一巨大胜利的意义时指出：《法普商业条约》的成功实施“将作为领导性强权的哈布斯堡国家最终排挤出了中欧”。1865年5月16日，关税同盟正式宣布再延长12年。奥地利试图瓦解关税同盟的努力至此完全遭到失败。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奥地利的这一失败可称之为“经济上的柯尼希格莱茨”。从此，奥地利和德意志中小盟邦之间的关系被一堵坚固的经济长墙隔开，普鲁士在关税同盟中的领导地位则进一步得到巩固。

在普鲁士确立其对关税同盟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的同时，德国经济也日益趋于一体化。如果说1815年建立起来的德意志邦联是奥地利领导下的维持现状、阻止一切新事物、保持德意志分裂的工具，那么普鲁士支配下的关税同盟恰好相反，随着经济力量和财政重要性的持续增长，它会对各中小邦国产生越来越大的吸引力，进而凝聚成一个共同体。因此，关税同盟的作用在于促进德意志的统一。这种对德意志统一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德意志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影响：第一，随着关税同盟的建立和扩大，德意志内部逐渐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商业政策框架结构，原先妨碍经济交流的人为因素大大减少；第二，关税同盟促进了德意志内部各经济圈的相互交织，北部工业品南运，南部原料和粮食则北上，统一的民族市场开始形成；第三，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得到一定的改善；第四，各邦之间因关税消除，经济交流日增，公路、水运交通得到促进和发展，相互联系更加密切。就以上意义而言，关税同盟对德意志地区的经济整合功不可没。可以说，19世纪下半期德国一些重大事件和历史进程，如帝国的政治统一和工业化都是以关税同盟的建立为基础的。

但是，建立一种紧密联系的、一体化的经济，仅仅凭关税等财政手段是不够的。关税同盟虽然将德意志23的地区联合成了统一的经济区，诸如马车、驳船等缓慢和不可靠的交通工具却制约着这一经济区内联系的进一步加强。1835年开始的铁路建设解决了这一难题。全国性铁路网的建成，使原先由于交通不便而造成的一些封闭性经济地带开始对外开放，形成了全国性的供需和价格体系。此外，铁路运输可以用低廉的运价将原料运往遥远的加工地点，可以使农产品在腐烂变质之前就运抵数百公里以外的城市居民手中，使得大宗货物、寻找工作的人们甚至整建制的军队等都可以轻易地穿越整个德国。正是因为有了铁路交通的这种作用，虽然1848年革命中的政治统一努力遭受夭折，经济上的交织作为一种牢固的、统一的民族纽带已经形成。从这一意义上讲，铁路网和关税同盟是推进德意志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连体双胎”。

随着内部联系的日益密切，德意志关税同盟内的经济呈现繁荣态势。1853年—1856年间，关税同盟的出口额由35690万塔勒尔猛增到了45610万塔勒尔。同期奥地利由于采取一种“保守的、保护主义的、对技术和工业感到恐惧的政策”，出口额由18430万塔勒尔下降到了15030万塔勒尔，在经济发展上远远落后于关税同盟地区。奥地利政府的这种政策使奥地利日益疏离于德意志其他邦国并远离西欧发达国家。

关税同盟各邦在货币和度量衡的统一方面也有所进展。1834年关税同盟条约规定“在各邦内实行相同的货币、计量单位和重量体系”（第14条）。其后，日益密切的经济交流和融合促使各邦向统一的货币和度量衡方向努力。

在货币体系方面，1837年8月，南德的巴登、符滕堡、巴伐利亚、黑森-达姆施塔特、拿骚、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等邦缔结《慕尼黑货币条约》（Münzvertrag）。1838年7月，关税同盟各邦又订立了《德累斯顿货币条约》。前一项条约中明确规定，每一科隆马克须纯银233。856克，即24。5古尔登（每古尔登60十字币）铸造。后一项条约则接受了第一项条约的规定，并确定每一科隆马克铸造14塔勒尔。这样就确定了北方的塔勒尔与南部的古尔登之间的比价：1塔勒尔=1。75古尔登，并造出了统一的2塔勒尔（3。5古尔登）的货币。原先货币领域的混乱状况因此得到大幅度改善。由于这两项条约均只提及银币，19世纪三十年代以后，银币就成为德国大部分地区的货币，只有不莱梅还保持着金币体系。1857年1月，为满足经济发展对货币量的需求，各邦间又达成了《维也纳货币条约》，规定每50克纯银铸造30塔勒尔、52。5南德古尔登或45奥地利古尔登。统一塔勒尔（Vereinstaler）开始作为主要流通货币在关税同盟各邦和奥地利得到使用。

在计量单位和重量体系方面，虽然真正统一度量衡单位是在北德意志联邦和德意志帝国时期，但是这时已经出现了一种统一的趋势。1837年关税同盟开始统一规定重量单位：1关税磅=500克。这一重量单位后来成为除巴伐利亚以外各邦的通用重量单位。

（二）普鲁士成为德意志经济强权

关税同盟使普鲁士有了控制德意志其他邦国的强有力工具，第一次工业革命则使普鲁士的工业实力以惊人的速度提升。普鲁士成了德意志名副其实的经济巨无霸。

铁路建设是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先导部门，普鲁士则是该领域的榜样。鉴于铁路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客观情况，它在铁路建设中采用了当时最新的股份公司形式筹集资金。在1837年—1842年成立的28家铁路公司中，有多家公司采用了股份公司形式。如前所述，普鲁士政府还给予私人铁路公司以利息保证，从而吸引大量资本注入铁路建设领域。由于资金充盈，普鲁士的铁路建设速度令人刮目。仅仅头5年，它就完成了800公里的铁路建设里程，同时有1000公里在建，1500公里处于计划中。1850年普鲁士的铁路长度已经达到4200公里，同期德国铁路总里程才5800多公里。

在其他重要工业生产领域，普鲁士也拥有绝对优势。石煤生产方面：1850年—1865年，整个德意志邦联的开采量从550万吨增加到2177万吨，普鲁士则从457万吨增加到1856万吨，在总产量中的比重由83。2%上升到85。3%；同期生铁产量：德意志邦联的总产量由21。4万吨增至98。8万吨，普鲁士由13。5万吨增至77。2万吨，所占比重由62。9%上升至78。1%；钢的生产方面：德意志邦联由19。7万吨上升到70。8万吨，普鲁士从14。6万吨增加到61。1万吨，比重由75。8%上升到86。3%。在其他工业生产领域，普鲁士也拥有巨大优势。以蒸汽机的使用量为例，1835年普鲁士工业领域使用蒸汽机数量还寥寥无几，1850年以后，蒸汽机的使用数量则呈直线上升趋势。1855年各工业企业的蒸汽机数量已经达到3049台，其它邦国中无一能望其项背。这种巨大的经济优势为普鲁士统一德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正是基于这一点，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普鲁士领导建立的德意志帝国“与其说建立在铁和血之上，不如说建立在煤和铁之上”。

从国民收入的角度看，普鲁士的财富总量也非德意志其他邦国可比。1851—1869年间，德国（包括德意志邦联和阿尔萨斯洛林）国民收入从91。35亿马克增加到了135。72亿马克，增幅为32。3%；同期普鲁士国民收入从41。28亿马克上升到了78。49亿马克，增幅超过90%，在德国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从45。2%增加到了57。8%。在金融领域，柏林在1866年前已经成为德国的银行和交易所领域中“举足轻重”的金融中心。

上述表明，普鲁士已经确立了在德国经济中不可动摇的优势地位。经济实力的增强使普鲁士在争夺德意志霸权的斗争中有了雄厚的物质资本。诚如一位德国历史学家所言：“经济的发展诚然没有导致必然建立一个普鲁士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但五十和六十年代的经济成果使普鲁士的政治崛起明显地变得更加轻松”。

三、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的新发展

1848年革命期间，德意志邦联与丹麦之间曾为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问题开战，即所谓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战争（Schleswig-H）。普鲁士领导的德意志邦联军队于1848年5月一度进入丹麦境内。但是，英俄两国都反对普鲁士打击丹麦，前者担心普鲁士控制丹麦海峡（Drae），后者则不愿普鲁士染指波罗的海。8月26日，在英、俄两国的压力下，普鲁士与丹麦签订了《马尔默停战协定》（WaffenstillstandvonMalm）。1850年7月10日，德意志邦联与丹麦签订《柏林和约》（FriedenvonBerlin），石勒苏益格由丹麦、普鲁士和英国三方代表组成的政府进行管理。1852年5月8日，英、法、俄、普、奥等欧洲列强以及瑞典和丹麦两个波罗的海国家又共同签订《伦敦议定书》（Lookoll1852）。据此，丹麦的完整和统一得到确认和保障；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和劳恩堡三个公国通过丹麦国王实现与丹麦的个人联合；上述诸公国的独立和传统特权不受侵犯，石勒苏益格与丹麦的关系不得比与荷尔施泰因之间更紧密。丹麦与两公国之间的传统君合国关系由此重新得到恢复。因此，从民族国家角度而言，两公国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随着民族主义的发展，丹麦与德意志之间的冲突势必重现。

普鲁士在这场冲突中的表现对德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它在对丹麦战争中成了德意志民族的代表，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给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在德意志内部取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精神上的胜利。19世纪50年代开始，德国学界形成了以德罗伊森（JohannGustavDroysen，1808—1884）、聚贝尔（HeinriSybel，1817—1895）和特赖奇克（HeinrichGotthardvoschke，1834—1896）等为代表的小德意志历史学家学派（Kleiorikerschule），也称普鲁士历史学家学派（PreussischeHistorikerschule）或普鲁士学派（BorussischeSchule）。他们大力鼓吹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德罗伊森从1855年开始出版的多卷本《普鲁士政治史》（GeschichtederpreuisPolitik）是这种观点的集中体现，也是该学派开始形成的标志。就普鲁士而言，尽管对丹麦战争以及“同盟政策”的努力皆因列强的压力和阻挠而中途收场，但是其称霸德意志的企图并未因此而放弃。它将寻找合适时机，实现自己的抱负。

1859年撒丁战争（SardinischerKrieg）的爆发为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注入了新的动力，也给了普鲁士称霸德意志提供了新的机遇。这年4月，撒丁王国为实现意大利的统一，联合法国对奥地利开战，希图从奥地利手中收回伦巴底和威尼西亚。面对强敌，奥地利转而求助于德意志邦联，特别是普鲁士。普鲁士视之为确立自己在德意志领导地位的大好时机，因此，摄政王威廉一面动员军队，对法国进行威胁，另一面却又要求“奥地利以承认普鲁士在德意志的霸主地位为代价”，换取帮助。但是普鲁士的要求立即遭到奥地利的拒绝。奥地利为了保住其在德意志的霸主地位，宁愿割地媾和。因此，1859年6月24日索尔费里诺战役（SchlaSolferino）中奥军战败后，双方即在7月11日缔结了《维拉弗朗加预备和约》（VorfriedenvonVillafranarfriedenvonVillafranca），11月10日又签订了《苏黎世和约》（FriedenvonZürich）。奥地利把除曼图亚（Mantua）和佩西拉（Peschiera）等要塞以外的伦巴底割让给法国，然后由法国转让给撒丁王国。威尼西亚则继续处于奥地利统治之下。

撒丁战争在德国引起极大反响。德国人把法国对德意志邦联“主席国”奥地利的开战视为对整个德意志民族感情的伤害。于是，在德意志出现了新一波的民族主义浪潮。人们把这场战争与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联系起来，各种跨越邦界的射击联合会、歌唱联合会和体操联合会纷纷举行爱国主义集会，大唱诗人马克斯·冯·申肯多夫（MaxvonSdorf，1783—1817）和阿恩特的爱国歌曲，形成了一种全德性的共同体情感。1860年左右，德国歌唱联合会和体操联合会会员分别达到6万人和17万人之众。1859年11月10日是席勒（FridrichSchiller，1759—1805）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德意志各邦都出现了民族主义的游行活动。在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二世批准在自己的科学院中成立兰克主持的“德意志历史和资料研究委员会”（KommissioscheGesdQuellenf），以突出德意志民族的共同文化和历史记忆。

普鲁士也借助于撒丁战争而再次扩大了在德意志的影响力。战争开始后，根据普鲁士的要求，德意志邦联动员了35万兵力向法国施压。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加上战争中的人力和物力消耗巨大，法皇拿破仑三世（NapoleonIII。，1808—1873，1852年—1870年在位）才被迫见好就收，迅速结束了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