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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俾斯麦时代的内政外交2（第2页）

奥地利在1866年失败之后，曾试图寻机恢复在德意志的霸主地位，但是1870年普法战争的结果迫使它放弃了这一希望。当时满怀复仇希望的奥匈外交大臣博伊斯特（Friedria，1809—1886）不得不承认：“1866年和1870年的事件有如火山喷发”，已经无法复原。奥匈帝国遂将对外政策目标转向东方，力图在巴尔干得到补偿。但是它在巴尔干遇到了比自己更强的对手俄国。由于法国新败不可依恃，英国虽支持反俄政策，却不愿承担义务，奥匈只得转而争取德国的支持。因此，1871年新上任的奥匈外交大臣安德拉西（JuliusAndrassy，1823—1890）明确表示，与德国密切合作将是他的整个对外政策的基础。此后他刻意讨取俾斯麦的欢心，以达到联德目的。

俾斯麦乐见奥匈寻求德国的友谊，但他并不愿意因为获取奥匈的友谊开罪俄国，而是希望三个国家能在君主制原则上团结起来，孤立共和制的法国。在与德国合作成为不二选择的情况下，安德拉西虽不愿与俄国为伍，仍决定迎合俾斯麦的意愿，暂与俄国言好，静观其变。“既然将俾斯麦从俄国那里拉开是不可能的，奥匈最好的政策就是参加这一联盟”。

这时俄国也需要德国的支持。一方面，统一后的德国成了欧洲大陆首屈一指的经济和军事强国，俄国在许多方面需要与德国合作；另一方面，19世纪七十年代初俄国正在与英国争夺中亚。由于法国新败待复，德奥两国的接近使俄国在欧洲有孤立之虞，故而俄国也想保持与德国的友好关系。

1872年，奥皇弗兰茨·约瑟夫为加强奥德友好关系，准备访问柏林。亚历山大二世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直接介入德奥接触，化解可能导致俄国孤立的局面。这位沙皇向德国大使表示：德奥二皇相会，却将他弃之一边，不怎么令人愉快。其言下之意一目了然。结果，1872年9月德、奥、俄三国皇帝聚会柏林。俾斯麦将三皇聚会看成是欧洲大陆三个君主制国家对共和制法国的一种示威性亲善。此后俾斯麦继续加强三皇之间的关系。1873年5月，俄国建议德俄签订一项旨在保障俄国西部边界安全的军事协定，以便集中精力与英国争夺中亚。但俾斯麦坚持要奥匈参加，否则“协定不会有效”。这一条件迫使俄国与奥匈修好。

1873年6月，奥俄两国皇帝签订了《舍恩布伦协定》（SerKoion），规定两国遇有第三国侵略危险时，“议定所应采取的共同行动方针”。10月德皇在访问维也纳时也加入了该协定，第一次三皇同盟（ErstesDreikaiserbündnis）形成。虽然第一次三皇同盟没有书面约束，其基础只是三位君主的个人友谊和信任，但是很显然，俾斯麦的目的已经达到。在他看来，只要奥俄两国重视三皇关系，就不存在奥匈或俄国向法国提供援助的危险。

三皇同盟形成后，俾斯麦继而拉拢意大利。意大利自统一后一直与罗马教廷关系不和，而处于天主教会影响之下的法国政府却与罗马教廷关系密切。意法两国因此难以交好。与之相反，德国政府的反天主教文化斗争则使它与意大利有了共同语言。意大利舆论也认为，意大利的主要敌人是教皇统治，而和教皇站在一起的是法国，即德国的死敌。在这种背景下，1872年2月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PrinzFriedriPreuen，1828—1885）前往罗马，拜访了意王维克多·厄曼纽尔二世（VianuelII。，1820—1878，1861年—1878年在位）。同年5月意王回访了柏林和维也纳。于是，在三国同盟的基础上又形成了四国协议（quadrupleee）。1874年1月，俾斯麦要求驻法大使转告法国：如果意大利受到法国的攻击，不论是否影响到德国的利益，也不论是否有正当的理由，德国都将立即援助意大利。四国协议之后，法国在欧洲大陆陷入了完全孤立的状态。

然而，就在俾斯麦洋洋自得之际，1875年德法“战争在望”危机（“Krieg-inSicht”Krise）让这位外交老手尝了一口失败的苦酒。此次危机起因于法国重整军备。1870年战败后，法国不甘于永远被压制的状态，因此从1872年起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迅速恢复其陆军。1873年，主张复仇的保皇党在法国选举中获胜。8月法国南锡（Nancy）主教号召教徒们为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而祈祷。1875年初法国计划在德国购买1万匹军马。同年3月法国议会通过扩军法案。这一年法国军力达到46。1万人，军费开支为4。85亿法郎，两项指标均高于德国。

法国的迅速重整军备和复仇呼声引起德国的不安。俾斯麦决定对法国日益增长的威胁加以遏制。当然，他也知道一场“目的仅仅在于不让法国得到喘息和恢复元气的战争”很可能使俄、奥、英联合起来反对德国，所以只是选择了通过“施加政治压力”来“制止法国重整军备”。他首先派约瑟夫·玛丽亚·冯·拉多维茨（JosephMariavonRadowitz，1839—1912，约瑟夫·冯·拉多维茨之子）于1875年2月前往彼得堡，争取俄国支持，希望俄国不要声援法国。接着德国的新闻媒体开始制造舆论。4月9日柏林《邮报》（Post）刊载《战争在望》（IstderKrieginSicht）文章，认为德法“战争就在眼前”。文既刊出，欧洲为之震惊，国际局势骤然紧张。其实，相关情况表明，德国的外交活动和德国新闻界的舆论只是对法国的一种心理恫吓。《战争在望》文章发表后三天，俾斯麦就向帝国议员巴尔豪森（RobertLuciusFreiherrvonBallhausen，1835—1914）谈了自己的看法：“当偶然有一束光亮投向一种混乱的形势时，是非常有用的。但战争是完全不可能的”。总参谋长毛奇在与英国大使奥多·拉塞尔（OdoRussel，1829—1884）谈话时也表示，只要列强都站到德国一边，向法国表明其复仇的梦想是徒劳的，则“战争可以，也许能永远避免”。

但是，俾斯麦这次遇到了法国外长德卡兹（LouisDecazes，1819—1886）这位难缠的对手，遭到后者强有力的反击。德卡兹以一种无辜的弱者的面目出现，到处散布德国准备发动战争的消息，促使英俄等国出面干预，使德国处于被动的目的。当法国驻柏林大使将拉多维茨在英国大使拉塞尔晚宴上“预防性战争”（Prventivkrieg）的谈话报告巴黎后，德卡兹立即将消息告知了英国《泰晤士报》（TheTimes），并将报告副本送给各列强宫廷。其实，德卡兹此时已经知道直接的战争危险并不存在，也未因拉多维茨的言语失检而惊慌失措。他只是要让德国在国际上处于被动地位。俄英两国显然中了德卡兹的圈套，它们深恐欧洲均势因法国受到打击而再遭破坏，赶忙出面干预。沙皇偕宰相哥尔查科夫（AlexanderMichailovitschGorcakov，1798—1883）5月去柏林作例行拜会时明确表示，难以容忍德国再次打击法国。英国也支持俄国的态度。俾斯麦虽矢口否认有对法国动武的计划，但是众口难辩。

俾斯麦首次遇到重大外交挫折，德国一时陷于孤立。不过，就整个欧洲国际关系格局来看，德国并没有受到什么损失。著名史学家泰勒对1875年战争危机的评价是，“如果说这次危机使法国有了某种针对德国攻击的保障，那么也同样给了俾斯麦一种保障，即对一场复仇战争而言，法国将找不到盟友。俄国人和英国人既不想使德国也不想使法国在西欧称霸；他们想要一种均势，而俾斯麦准备给他们这种均势”。换言之，只要俾斯麦以孤立法国为基点的保守性的和平政策不变，其对外政策与英俄维持均势的目标就无根本性冲突，德国也就不会受到英俄两国与法国结盟的威胁。

恰在此时，由于东方问题重新出现，终于使俾斯麦摆脱了因德法战争危机造成的窘境。1875年7月，巴尔干的波斯尼亚（Bosnien）和黑塞哥维纳（Herzegowina）爆发反土耳其统治的起义。这一形势引起欧洲列强的关注。俄国欲借机向巴尔干扩张，对起义者采取积极支持的政策。而境内有上百万斯拉夫人且伺机向巴尔干扩张的奥匈帝国则表示反对斯拉夫人解放运动和俄国南下巴尔干。英国也反对俄国势力南下巴尔干，进而威胁其通往印度的生命线。这时德国在巴尔干地区尚无直接利益，但近东危机对俾斯麦而言是福祸相依。一方面，列强在巴尔干的争夺为德国转移它们对德法关系的关注和分化它们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由于俄、英、奥三国都希望得到德国的支持，德国的任何不慎举动都可能使其中一方转而寻求法国的安抚。

俾斯麦当然不希望他建立起来的三皇同盟因奥俄两国的不和而发生动摇。他在与英国大使拉塞尔的谈话中表示，德国对土耳其的欧洲部分没兴趣，他关心的是奥俄两国不要因为争夺土耳其这位病夫的遗产而发生冲突。他要严格充当和事老，不偏袒任何一方，以免三皇同盟中出现两方对付一方的局面。但是在实际的外交实践中，俾斯麦却无法完全做到这一点。1876年9月俄国向德国提出了一个令德国左右为难的问题：一旦俄奥开战，德国能否保持中立。俾斯麦在拖延无效之下于10月作了如下回答：德国既不允许俄国的武器因欧洲联合而失灵，也不能容忍奥匈作为欧洲均势因素受到削弱或消失。这一回答貌似公允，但明眼人一看便知：由于奥匈的力量弱于俄国，实际上是德国“不允许俄国击溃奥匈帝国”。

俾斯麦在俄奥对抗中的这种实际偏向奥匈的态度主要出于以下考虑：第一，1875年德法战争危机中俄奥两国的不同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俄国明确表示反对德国再次打击法国，而奥匈却刻意回避得罪俾斯麦，不参加联合干预行动，以博取德国的好感。俾斯麦是一个恩怨分明的人：“对于朋友我是更好的朋友，对于敌人我是更坏的敌人”。故而他在奥俄对抗中作出了有利奥方的表示。第二，德国的公众舆论站在奥地利一边。德国金融界将奥地利占领巴尔干视为保证德国在那里投资的前提条件；中央党则认为天主教大国奥地利占领巴尔干关系到“在东方的德意志文化”；民族自由党也宣称，德国必须保证巴尔干问题的解决不损害奥地利的利益。面对这样一种氛围，当时俄国驻柏林大使感叹：在柏林“没有任何人”怀有真正的对斯拉夫人的同情。第三，为了保持欧洲大陆的均势格局，要求德国维持奥地利的地位。俾斯麦曾在私下谈话中指出：“如果奥地利垮了，俄国对我们就太危险了。与奥地利在一起我们可以保持与俄国对弈。”

德国的态度最终迫使俄国与奥匈妥协。1877年1月，俄奥两国签订了《布达佩斯协定》（Koionvo），奥匈在俄土战争中保持中立，俄国同意奥匈占领波黑地区。但是俄国打败土耳其后签订的《圣斯特凡诺和约》（FriedenvonSanStefano）中建立大保加利亚（Gro-Bulgarien）的条款又引发了它与英奥两国的冲突。

1878年6—7月，欧洲各列强召开柏林会议（BerlinerKongre），以解决在东方问题上的分歧。在会上俾斯麦自喻为“诚实的掮客”（EhrlicherMakler），居中调停。他既支持俄国对黑海海滨领土的要求，又支持奥匈驻军于波黑地区。但是在英奥联合的形势下，德国的这种中立态度显然不利于俄国。最后俄国被迫吐出了一些到口的胜利果实。它恼怒于德国的不合作态度，沙皇甚至指责柏林会议是“俾斯麦侯爵领导下的欧洲反俄联盟”。于是俄国决定在外交、军事领域向德国施加压力。俄国驻土耳其代表与法国代表显示了引人注目的亲热；俄军也开始集结重兵于俄德边境。

面对俄国的压力，德国方面也采取了应对性措施。一方面，德国军方从1878年开始制定针对俄法两国的两线作战（Zweifr）计划，另一方面，俾斯麦开始从外交上寻求其他保障，筹划德奥同盟（Deutsch-sterreichisis），以防备法俄联合可能带来的威胁。1879年4月，俾斯麦在给驻俄大使施魏尼茨（HansLothervoz，1822—1901）的信中指出：鉴于德国已不能像从前一样依赖俄国，那就应该和奥地利发展“一种有机的、没有两国政府的协议不能解除的关系”，以保障自己的安全。

对于德国的这种期望，奥匈期待已久。8月27—28日，俾斯麦与安德拉西在加施泰因（Gastein）进行会谈。安德拉西的回答是：“奥德同盟是针对俄法同盟的必然对策。”9月21日俾斯麦到达维也纳。3天以后，德奥签订了针对俄国的联合备忘录。对此，德皇威廉一世感却怀德俄传统友好，反对针对俄国的同盟，只是在俾斯麦内阁总辞职的威胁下，才被迫于10月5日批准签订两国之间军事同盟协定。10月7日《德奥同盟条约》（Deutsch-sterreigarisisvertrag）签字。据此，两缔约国之一受到俄国进攻，另一方有义务全力援助；双方对本条约保守秘密，须经协议方可通知第三国。

德奥同盟只是俾斯麦针对俄法之间可能的结盟的一种迫不得已的防备手段。鉴于俄国在战略上对德国的重要性，他并不想作出永久性的反俄抉择。相反，他想通过施加外交压力的“曲线政策”来迫使俄国重返三皇同盟。因此，在缔结德奥同盟的同时，他又授意驻英大使明斯特（GeHerbertzuMünster，1820—1902）与英国谈判，试探英国在德俄冲突中将要采取的态度。俾斯麦的策略很快见效。由于在巴尔干问题上处于孤立状态且与英国在黑海海峡问题上关系紧张，俄国也迫切需要改善对德关系，以便保证西部边界的安全。德奥结盟和德英会谈的传言等，则更使俄国感到不安。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俄国被迫作出妥协，提出了与德国缔结针对奥匈的双边协定的主张。俾斯麦给俄国的答复是：“没有人愿当少数派。……只要这个世界还为不稳定的五强均势所操纵，就要努力成为三成员中的一位。”他明确告诉俄国特使，重建三皇同盟是唯一保障欧洲和平的最大稳定体系。迫于无奈，俄国只得与奥匈和好。

俄国重返三皇同盟后，俾斯麦继续扩大他的大陆同盟体系。将对手从自己周围引开，是俾斯麦的一贯做法。1878年柏林会议上，俾斯麦为转移法国的注意力，曾鼓励其占领突尼斯（Tunesien），同时又私下建议意大利去抢夺突尼斯，希图挑起法意两国的冲突。1881年法国抢先占领突尼斯。在争夺中败北的意大利自知力量不足，为了与法国对抗，主动提出加入德奥同盟。1882年5月，出于在战略上孤立和包围法国的考虑，俾斯麦拖着奥匈一道与意大利结成了三国同盟（Dreibund）。根据条约，如果意大利遭到法国攻击，德奥将援助意大利；德国遭到法国侵略或德奥遭到法俄攻击时，意大利将参加战争。意大利因此成为德国威胁法国后方的一枚棋子。

接着，俾斯麦又怂恿奥匈同罗马尼亚（Rumnien）接近。1878年柏林会议上，俄国抢走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罗马尼亚既恨又怕，转而寻求德奥两国保护。为了抵制俄国向欧洲中南部的扩张，德奥也愿意接纳这一小伙伴。1883年10月30日，罗奥两国订立同盟条约，同日德国加入此约。1888年5月意大利加入该约。

至此，俾斯麦建立起了以德国为中心的德奥俄、德奥意、德奥罗三个联盟体系。这一体系包含着孤立法国和防备法俄联盟两个方面。一方面，只要这一体系不动摇，法国在欧洲大陆将陷于孤立，复仇无望；另一方面，一旦法俄联合，这一体系将变为针对法俄两国的同盟集团。俾斯麦苦心经营的这一联盟体系在相当长时间内主导了欧洲国际关系，使德国左右着欧洲大陆的国际政治格局。但是，由于这一联盟体系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包括俄奥在巴尔干地区的对抗等在内的复杂内部矛盾，因此不可能长期稳固下去。

（二）德国殖民帝国的建立；再保险条约

俾斯麦认为，德国地处中欧，强邻环列，宿敌法国随时会复仇，须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欧洲大陆，因而在殖民扩张问题上总是很谨慎。而且他也担心抢夺海外殖民地会导致与海上霸主及殖民强国英国的冲突，促使英法联合对付德国。故此他曾宣称：“只要我是宰相，我们就不会实行任何殖民政策”。然而，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他一反常态，突然涉足殖民扩张，并且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建立起世界第三大殖民帝国。

俾斯麦创立德国殖民帝国也有其国内动因。一是德国统一后工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对海外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的需求增强。据统计，1878年德国与萨摩亚群岛（Samoainseln）、汤加群岛（Tongainseln）的贸易逆差达103万马克；1879年—1883年德国向非洲出口由27。92万马克增至42。28万马克，通过汉堡进口的非洲货物却从519。65万马克增至910。52万马克。二是推行殖民扩张政策成为俾斯麦在国内争取政治主动的一个筹码。19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德国出现了许多以鼓吹殖民扩张为目的的组织，包括1878年成立的商业地理及促进德国海外利益中央协会（tralvereinfürHandelsgeogrphieusteressen）、1881年夏天在工业家比克（HennyAxelBueck，1830—1916）等人支持下成立的西德意志殖民及出口协会（WestdeutscherVereinfürKolonisatio）、1882年民族自由党政治家约翰·冯·米克威尔等策划建立的德意志殖民联合会（Deutsialverein）和1884年成立的德意志殖民开拓协会（Gesellschaftfürdeutsisation）等。因此，在殖民地问题上有所作为，以争取这些组织的支持，显然非常重要。俾斯麦曾在私下谈话中表示，需要利用殖民事务来帮助选举。

1882年11月，不莱梅商人吕德里茨（AdolfLüderitz，1834—1886）在西南非（Südwestafrika）向当地土著首领买下一块土地，并申请德国政府予以保护。1884年4月24日，俾斯麦电告德国驻南非领事，令其转告英国开普（Kap）殖民政府，吕德里茨所占之地已置于德国保护之下。德国殖民帝国诞生。接着德国又将殖民扩张目标转向西非。1884年7月，德国驻突尼斯总领事、著名探险家纳赫蒂加尔（GustavNachtigal，1834—1885）先后宣布将多哥（Togo）、喀麦隆（Kamerun）置于德国保护之下。随后德国又将矛头指向东非。1884年9—11月，萨克森牧师之子卡尔·彼得斯（CarlPeters，1856—1918）以烈性酒等诱使当地土著首领接受保护。1885年2月德国政府向彼得斯颁发特许证，认可其在东非攫取的权利。德属东非殖民地诞生。德国在太平洋（Pazifis；StillerOzean）的殖民活动也迅速展开。1885年5月英德签订协议，德国获得新几内亚（Neu-Guinea）北部沿岸地区、所罗门群岛（Salomonen；Salomoninseln）部分岛屿以及俾斯麦群岛（Bismarck-Archipel）等的宗主权。就这样，在1884年4月至1885年5月的短短一年中，西南非、西非、东非以及南太平洋的许多岛屿都升起了德意志帝国的大旗。

1885年—1887年，德国外交开始面临所谓的双重危机（Doppelkrise），严重影响到俾斯麦建立起来的联盟体系。

一是保加利亚危机（BulgarischeKrise）引发俄奥冲突，动摇了俾斯麦联盟体系基石之一的三皇同盟。1885年保加利亚（Bulgarien）占领东鲁美利亚，引起塞尔维亚（Serbien）的不满，双方爆发战争。塞尔维亚遭到决定性失败，只是由于奥匈的外交干涉才免于丢失领土。俄国对于奥匈没有与自己协商就进行干涉表示不满，认为违反了三皇同盟协定规定的协商原则。与此同时，俄国也对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保加利亚君主巴滕贝格（Alexatenberg，1857—1893，1879年—1886年在位）试图摆脱它的控制感到不满，于1886年9月赶其下台。此后奥俄两国在保加利亚新君主人选问题上展开了斗争，直到1887年7月费迪南德·冯·科堡（Ferdinandv，1861—1948，1887年—1918年在位），即费迪南德一世（FerdinandI。）登位。俄奥两国在巴尔干的争夺，严重破坏了三皇同盟的基础，以至双方都不再愿意延长将于1887年夏天到期的条约。

二是1885年茹尔·费里下台后，主张对德复仇的布朗热将军（GeeErJeanMarieBoulanger，1837—1891）出任法国新政府的国防部长，法国舆论出现了对德复仇的热烈讨论。1887年4月，由于德国以诱骗方式逮捕了法国官员施奈贝尔·纪尧姆（SaebeléGuillaume，1831—1900），两国之间的对立情绪进一步加剧。直到5月布朗热下台，德法关系才趋于缓和。

当时面对来自东西两侧的双重危机压力，德国特别担心法俄两国的接近。虽然俾斯麦在公开场合竭力淡化这种可能性，全面肯定德俄友好关系，只对法国的复仇表示担心，但他显然无法排除法俄两国接近的可能。因此，他从军事到外交等多个层面采取应对措施来防范这种可能性。首先是加强军备。他在帝国议会大谈严峻的政治形势和法国战争威胁，提出了第三个“七年期”扩充军队法案，将常备军人数从427000人增加到468000人。与此同时，他在外交方面采取所谓的“拦阻政策”（Eindmmungspolitik），积极鼓动英、意、奥三国在近东问题上联合起来向俄国施压，迫使俄国重回德国怀抱。他利用英国与法国之间以及英国与俄国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向英国施压，促使其与意、奥两国联合起来抵制俄国的扩张。1887年2月，英意两国签订《地中海协定》（Mittelmeereelmeerabkommen），也称东方协定（Orientabkommen）。3月奥匈加入该协定。根据该协定，英奥意三国将尽力维持地中海和黑海地区的现状，制止一切试图改变现状的行为；奥意两国支持英国在埃及的利益，英奥则支持意大利在的黎波里（Tripolis）的利益。由此英国与三国同盟之间形成了一种伙伴关系，三国同盟的地位因而得到进一步加强。但是，由于条约是以文本互换的外交照会形式缔结的，没有法律的约束力。

俾斯麦与俄国签订再保险条约有两个明显的动机。一是要防止俄国与法国结盟；二是通过支持甚至鼓励俄国在巴尔干的政策，使之摆脱孤立之感，同时加剧俄国与英、奥、意三国的对立，迫使英国为抵制俄国的扩张而继续与奥意两国合作，从而在实际上站到三国同盟一边。

《再保险条约》使德国暂时摆脱了法俄联合的恶梦。但俾斯麦深知，一旦近东局势恶化，奥俄冲突再起，德国势必无法置身事外。由于德国不能允许俄国消灭奥匈这样一个欧洲大陆的均势因素，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遏制俄国的联盟力量，降低其在近东的野心。1887年夏，奥意两国试图进一步强化《地中海协定》的义务，英国因无法肯定得到德国支持而犹豫不决。对此，俾斯麦于11月22日致函英国首相索尔斯伯里表示，德国希望那些在近东有共同利益的国家足够强大，以便对付俄国。在得到德国方面的肯定性保证后，英国和奥意两国于12月再次强化了地中海协定，即所谓的《第二次地中海协定》（ZweiteMittelmeeree）。德国在近东问题上给俄国的支持事实上成了空头支票。

至此，俾斯麦心中并未完全踏实。当时包括官方报纸在内的俄国新闻界反德声浪日渐高涨，主张与法国接近的呼声不断；俄国政府也推出了明显针对德国人的敌视性措施：禁止外国人在俄国西部购买地产。面对德俄关系继续恶化和俄法两国的接近，俾斯麦感觉有必要寻求进一步的安全保障。为此，他一方面禁止德国市场购买俄国有价证券，试图以此对俄国施加经济压力，使之认识德国友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决定加强与英国的关系，以便确保对可能形成的法俄同盟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