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小说网

第二 魏玛宪法与凡尔赛和约（第3页）

在走向《凡尔赛和约》的第二个阶段中，德国与协约国对于未来的期待完全沿着互不交叉的道路前进。被排斥在和会大门之外的德国按照“十四点计划”，按部就班地做好了谈判的准备，并对“谅解性和平”充满渴望。偶尔传出的严惩消息会让它觉得紧张，但出于对威尔逊的信任和依赖，它仍然保持着小心谨慎的行事原则，并一再压制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相反，掌控着和会进程的“三巨头”——即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乔治与法国总理克雷孟梭（Geesceau，1841—1929）——却根据各自的政治理想和国家利益，在不断争执中寻求统一立场。最终，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各种诉求化为苛刻的对德条款。这种互不通气乃至互相排斥的和约制定进程增强了双方之间的不信任感，并很快演化为签约道路上的巨大障碍。

德国代表团到达后，被法方“隔离”开来，无法同外界、尤其是与美方进行接触。随后数日，没有人理会他们。直到5月6日，法方突然通知他们，将在次日递交和约文本。

5月7日，在离凡尔赛宫不远的特里亚农王宫饭店里，德国人第一次出现在巴黎和会的舞台上。克雷孟梭作为会议主席，首先用极富感情的语调向德国人暗示，这将是1871年后的“第二个凡尔赛条约”。德国外长布洛克多-兰曹随后以坐着发言的形式和一份语气尖锐的答词来回击他。三巨头被激怒了，但外长的做法后来却受到德国人的吹捧，甚至被奉为“民族英雄”。当然，外长的发言并未改变协约国的既定立场。德方没有获得口头反驳和约条款的机会，而是必须在15天内用法文和英文提出书面异议、问题和建议。这一期限后来又放宽了一周。

总体而言，德国人的愤怒与不满是共通的。代表团一致认为条约超过了他们“最坏的担心”。总理在5月8日国会会议上将之形容为“德意志民众的坟墓，近在眼前的死刑判决”，表示绝不接受这些条款。5月12日，他甚至高呼“谁使自己和我们受到这种束缚，他的手怎能不烂掉？”所有政党的发言人都表示赞同政府的立场。内阁还决定立即发动舆论宣传，赢得民众支持。

当然，一些理智者也发表了不同意见。韦伯支持审判鲁登道夫之流。在内阁中，埃茨贝格尔等部长反对谢德曼总理在政府声明中使用“不可接受”一词，因为这将导致德国面临协约国的更大制裁。

5月29日，在最后期限前，代表团把长达100多页的反建议交给和会。这份反建议依然建立在“十四点计划”的基础上，并吸收了此前《给德国和谈代表的（指导）方针》的部分内容。

在收到德国的反建议后，“三巨头”的统一立场出现裂痕。在英美的压力下，法方只能做出一些修改。6月16日，《凡尔赛和约》的最后文本连同一份最后通牒交到德国代表团手中。克雷孟梭要求德方在6月23日下午7点前做出肯定答复，否则将终止停战状态，协约国军队立即进驻德国。德国外长在次日向和会递交了多达13项内容的意见列表，却被和会一口回绝。

当德国代表团于6月18日回到魏玛参加内阁会议时，此前已经出现的分裂迹象更为明显。总统本人表示无法接受和约条款，但部长中害怕因拒绝签约而导致封锁的人明显增多，支持与反对签约的票数首次出现持平。次日，军方、地方政府、多数派社民党与中央党的国会党团都赞成签约。在这种情况下，反对签约的总理、外长、司法部长以及民主党部长们提出辞呈。

这一消息把生死抉择的难题再次甩给了德国。军队出现**，一批军官威胁政府，若接受“耻辱条约”，他们将中止服务，不再保证维持秩序。幸好艾伯特从格勒纳与兴登堡那里获得了支持。右翼政党们此前投票反对签约，但现在又害怕因为自己的顽固立场而使德国重新回到战争状态。一位人民党议员最后想到了一条出路：前一天国会通过的决议可被视作授权政府无保留地签署条约，反对派则保证不因此事“攻击”政府。鲍尔政府进一步要求反对者们必须明确公开承认，那些同意签约者的爱国之心“是无可置疑的”。由此，在当天下午举行的会议上，右翼政党依次表示了对于签约者的理解。

在距离最后期限2小时20分时，德国发出了致克雷孟梭的照会，宣布接受和约。6月28日，新任外长米勒、交通与殖民部长贝尔（JohannesBell，1868—1949）来到凡尔赛宫的镜厅代表德国黯然签署《凡尔赛和约》。在签字当日，各右翼报纸在第一版加上了表示哀悼的黑色镶边。泛德意志协会（AlldeutscherVerband）的《德意志报》在头版刊登了如下一段话：“复仇！德意志民族！今天，在凡尔赛宫镜厅签订了耻辱的和约。不要忘记这件事！”《前进报》和自由资产阶级报刊则劝告人民冷静地接受严酷的现实，自强不息，争取国家复兴。

7月9日，德国国民会议以209∶116批准和约。次年1月10日正式生效。由于美国国会后来否决了《凡尔赛和约》，因而直到1921年8月25日，美德两国才签订《恢复和平条约》。

《凡尔赛和约》分为两部分15章共440条。第一部分共26条为“国际联盟盟约”。第二部分是对德和约，其内容可分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领土与殖民地条款。在殖民地方面，德国的所有海外属地都被英、法、日等国瓜分。在领土方面，德国将莫雷斯纳（Mores）、欧本（Eupen）及马尔梅迪（Malmedy）两圈域全部领土割让给比利时；同意卢森堡退出德意志关税同盟；将阿尔萨斯洛林归还给法国；将萨尔（Saarland）煤矿的开采权交与法国，管辖权交与国联，15年后由公民投票决定其归属；石勒苏伊格北部地区（Nordschleswig）由公民投票决定其归属（1920年3月公民投票结果是归属丹麦）；承认捷克斯洛伐克与波兰的独立，将上西里西亚（Obers）南部的忽尔钦地区（Hultsd）交给捷克斯洛伐克，将波美拉尼亚（Pommern，又译“波莫瑞”）部分地区、大部分西普鲁士（Westpreuen）地区和一部分东普鲁士（Ostpreuen）地区交给波兰，但泽（Danzig）作为自由市独立出来，由国联专员管辖；上西里西亚通过公民投票决定其归属（1920年10月，经国联裁定，上西里西亚的北部和西部重归德国，南部划给波兰）；放弃东普鲁士东部涅曼河（Nemunas，德语称为梅梅尔河“Memel”）右岸的梅梅尔地区（Memel）；承认并尊重奥地利在协约国规定的疆界内保持独立。

在非军事区方面，莱茵河以东50公里以内的地区和赫尔果兰岛（Helgoland）上的堡垒要塞，以及位于北海（Nordsee）和波罗的海（Ostsee）之间的海上工事都必须拆毁。

在裁军方面，德国陆军不得超过10万人，海军不得超过1。5万人，解散总参谋部及其他类似组织；废除普遍义务兵役制；军舰的最高限额为，战斗舰、轻巡洋舰各6艘，驱逐舰、鱼雷舰各12艘，禁止拥有重炮、坦克、潜艇、军用飞机等武器；不得在学校和体育组织中进行军事训练，不得向国外派出军事使团，德国公民不得在其他国家服役或接受军事训练。

协约国监督委员会将负责监督军事条款的执行，并有权前往任何地区履行公务。

和约还明确规定，德国的裁军是“普遍限制一切国家军备”的开端。

第三，赔款和经济条款。和约规定，将由一个协约国赔偿委员会在1921年5月21日前确定德国的赔款总额。在此之前，德国应先以黄金、商品、船舶、有价证券等支付200亿金马克。

德国关税不得高于他国，协约国对德国的输出入货物不受限制，易北河、奥得河、涅曼河与多瑙河等为国际河流，德国在敌国和中立国的资产全被没收。

第四，对俄关系条款。德国承认并应允尊重1914年8月1日属于旧俄罗斯帝国的一切领土，废除《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并承认“主要协约国及参战各国正式为俄国保留根据本条约之原则向德国索取一切恢复及赔偿之权利”。德国在东线的占领军还必须听候协约国的特别部署。

第五，战争责任条款。和约第231条规定：“协约及参战各国政府宣告德国及其各盟国使协约及参战各国政府及其国民因德国及其各盟国之侵略，以致酿成战争之后果，所受一切损失与损害，德国承认由德国及其各盟国负担责任。”

研究者普遍认为，和约直接影响了共和国的发展，并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格局的不稳定承担责任。然而，和约究竟如何影响共和国的发展？这却是和约评论中存在巨大争议的问题：一部分批评者认为，它过于苛刻。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1883—1946）说这是“最严重的政治蠢行之一”。列宁也批评它“不过是强盗和掠夺者的和约”。为此，它应该为德国此后的复仇情绪、修约运动、财政和经济危机、纳粹夺权，乃至二战爆发承担责任。另一部分批评者却认为，它过于温和。历史学家里特尔（GerhardRitter，1888—1967）在德国最早指出，和约造成的边界改动本来有机会让欧洲找到合适的稳定政策，但政治家们却放弃了这样的调整机会。埃尔德曼（KarlDietri，1910—1990）认为，和约并未提供给法国所需要的安全保障，以至于德法关系在随后几年间仍然处于紧张状态。韦勒（Hans-UlrichWehler，1931—2014）进一步指出，同《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相比，《凡尔赛和约》“几乎是温和的”，它的真正问题在于未能克服病态的民族主义，以至于让那些“胜利和平”的鼓吹者们用来攻击民主制度。正因如此，二战后盟国对德国的处理才会更为苛刻。

但是，《凡尔赛和约》对于魏玛共和国合法性的更多戕害并非条款本身，而是右翼势力对于这些条款的夸张释读。正如第二种批判意见所言，若从纵向的角度看，《凡尔赛和约》的苛刻程度根本比不上《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也无法同二战后盟国改造德国的措施相比。问题在于：反民主的右翼势力利用民众的盲目爱国热情，编织出一个个谎言，来攻击《凡尔赛和约》的所谓“不公正性”。在这些谎言中，有关战争责任与德国军队战败原因的两个故事影响最为深远：

从1914年8月起，德国民众便沉浸在“防御战”的宣传攻势中。即便在有关战争目的的讨论热潮过后，大多数德国人依然坚信战争的合理性。这种心理一直持续到战后，并在围绕《凡尔赛和约》第231条战争责任条款的争论中几乎变成了确凿无疑的事实，甚至连考茨基（KarlKautsky，1854—1938）这样的社民党人也热衷于公布战前密档以证明德国清白的工作。正因为“德国没有任何战争责任”的神话被广为流播，迫使德国接受战争责任条款、并在此基础上设定德国割地赔款义务的《凡尔赛和约》便成为众矢之的：“在全体德国人的心目中，正是第231条把凡尔赛和约变成了不容抗拒的命令。没有一个德国政治家自愿地承认过这个条款。”

与此同时，“匕首刺背”的谎言也流传开来。在鲁登道夫之流终于认识到战争不可继续后，推卸失败责任的手段不断涌现：最初，他们把和谈与签署停战协定的重任推给了民选内阁；接着，他们又把放下武器的决定说成是“受到威尔逊哄骗”的结果，告知士兵们“如果任何人断言德国军队在这场战争中被打败，历史将会说这是谎言。你们要永远记住：你们回国时，并没有战败”；最终，他们把《凡尔赛和约》带来的一切困境都归之于“匕首刺背”，革命“使我们无权无力，处于被解除武装的境地，把我们出卖给了敌人”。1919年11月，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在国会调查战败原因的委员会会议上正式肯定了“德国军队背后让人捅了一刀”的说法。由此，革命、社民党人、魏玛政府、共和国以及民主体制便成为右翼眼中一连串需要承担责任的“民族罪人”。

三、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德苏拉巴洛条约与拉特瑙被刺

《凡尔赛和约》签订后，德国国内弥漫着沉重的绝望感。其中，有些人出于爱国热忱，有些人饱尝切肤之痛（尤其对于被割领土上的德意志人而言），有些人却仅仅为了“附和某些煽动家的言论”。无论何种原因，要求废除那纸“逼迫和约”与惩罚接受它的那批“十一月罪人”（Novemberverbrecher），很快形成对年轻共和国的内部拷问。

当1919年6月22日鲍尔代表新内阁在国会上致辞时，几乎所有人，甚至包括鲍尔自己，都没有对共和国的第二届内阁抱有太大希望。它被人们视作“签字内阁”（Unterzeigskabi），即仅仅为了完成《凡尔赛和约》的签字使命。鲍尔本人的国务活动能力也不强，后世的传记作家称之为“配角，此外别无任何意义”。

然而事实上，这些评价是片面的。鲍尔内阁的生存期限长达277天（1919年6月21日—1920年3月26日），位列整个魏玛时期内阁寿命的第六位。在其执政期间，共和国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立法，不仅按照《魏玛宪法》初步搭建起民主架构，而且还通过协商的方式修改了《凡尔赛和约》的部分条款。概括说来，鲍尔内阁在共和国的初建历史中至少完成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1）重塑“魏玛联盟”；（2）建构中央权力，支持7个图林根小邦合并成图林根州，拒绝汉诺威独立的公民投票要求；此外还推行财税体制改革，1919年12月13日颁布《国家所得税法》（Reiez），让中央政府获得征收财产税和所得税的权力；（3）逐步完善法规体系，让《魏玛宪法》条款具体化，并针对特殊人群颁布保护令，如维持农产品价格以保护农业生产者（1919年6月26日）、允诺维持国家债券价值以保护国内投资者（1919年7月10日）、提高军官养老金以保护参战者的生活水平（1919年7月14日）、扩大残疾者保险范围以保障残疾军人的利益（1919年7月21日）等；（4）使《凡尔赛和约》的引渡战犯条款形同虚设；最终让劳合乔治以协约国政府的名义宣布放弃引渡战犯的要求，转为交由德国法庭审判。

但是，鲍尔内阁在内政领域中仍然不得不同时面临着三方面压力：

与此同时，国会开启的战败原因调查项目不幸为极右翼势力的活动提供了舞台和借口。1919年8月19日，国会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以澄清德国战败的真正原因。事实上，该委员会为一些谎言的流行制造了机会，如前文提到的“匕首刺背”的谎言就通过兴登堡的口变成了极右翼分子攻击民主政治家们的绝佳理由。

忙于建立中央财税体制的埃茨贝格尔也遭到极右翼政治家、前帝国内政部国务秘书卡尔·黑尔费里希（KarlHelfferich，1872—1924）的攻讦。后者利用埃茨贝格尔在个人缴税上的瑕疵，指责其政治做派源自于“习惯性的不诚实”。忍无可忍的财长终于提起上诉，但结果却得不偿失。法官们带着浓厚的帝国观念，在情感上偏向被告，认为他的指责尽管缺少证据，却带着“爱国热忱”，因此仅需判罚300马克。赢得诉讼的财长在道德和政治上都落败了。对此，一些右翼记者欢欣不已，因为“（落败者）不仅仅是埃茨贝格尔，而且还是民主”。

其次，除了极右翼外，革命中代表会体制的支持者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持者仍然继续反对议会民主制。同时，由于经济形势的持续恶化，受饥饿困扰的普通民众也愿意支持左翼政党。曼海姆等城市都相继发生大规模的饥饿骚乱，各行业均出现群体罢工现象。

最后，如何稳定军队、完成和约规定的裁军任务是最为棘手的难题。“志愿军团”曾被政府默许，甚至被依仗用来镇压左翼革命运动，维护社会稳定。然而，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规定，拥有40万兵力的“志愿军团”自然成为首当其冲的裁军对象。更为重要的是，协约国与魏玛政府都发现，“志愿军团”已经成为尾大不掉的重要威胁，因为后者常常拒绝执行命令，甚至与保守阵营密谋复辟。1919年底，鲍尔内阁终于决定，在1920年3月15日前解散“志愿军团”。不料此举却迎来了一场始料未及的军事政变。

自战争结束以来，军队与新政权之间始终保持着比较微妙的关系。革命初期，艾伯特与格勒纳达成口头协议：国防军效忠新政权，新政权支持军队的秩序和纪律。正因如此，代表会运动提出的军队民主化要求没有被真正执行过，临时政府却借助国防军的力量镇压了左翼革命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