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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德国的纳粹化 一纳粹党的改造蓝图（第3页）

上述两项法令，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一党制，保证了纳粹党凌驾于国家政府机关之上并不受国家法律制约的地位。

六、单一制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

在德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一直存在着国内权力分散和权力集中两种不同的要求。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皇权并不强大，地方势力拥有较大的实权。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进程中，德意志在统一事业和现代化方面都落后了，于是产生了建立民族国家的强烈紧迫感。自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后，德国的国家发展与大小德意志之争、国家结构的松紧之争紧密纠结在一起。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小德意志”之路，使得德国的国家结构由邦联发展到联邦。魏玛共和国建立之时，宪法初稿曾经确立了单一制中央集权国家的架构，然而遭到以巴伐利亚、巴登和符腾堡等南德诸邦为代表的联邦主义势力的反对，最后还是回归到联邦制。经过二十年代部分州的自愿合并，到1933年1月，全国存在17个州。

联邦制与纳粹主义的极权要求是格格不入的，纳粹主义鼓吹“一元”，要求整个德意志民族听命于一人，中央集权制才是其最好的选择。根据纳粹主义理论，国家是保种保族的工具，为了达到保存和发展优秀的德意志种族的目的，就必须实行中央集权制，领袖的绝对权威也要穿越“州”的自主权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壁障，深入到德国的每一个基层单位。

由于受到《魏玛宪法》的制约，变动后的普鲁士州政府还拥有一定的权力，包括其在全国参议院中较强的代表权。1933年2月6日，作为普鲁士“国家专员”的巴本又一次采取行动，以兴登堡总统签署的“紧急命令”为令牌，要求布劳恩政府交出全部权力。他成功了，但对国家的联邦体制又实施了一次打击。

巴伐利亚州的离心倾向一向比较强烈，1923年时，正是这一倾向给纳粹党发动“啤酒馆暴动”提供了机遇。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那里又出现了在州内恢复君主政体、甚至脱离联邦的议论，州政府总理、巴伐利亚人民党人海因里希·黑尔德（HeinrichHeld，1868—1938）甚至扬言，说他将逮捕敢于踏上巴伐利亚土地的“国家专员”。纳粹党赶紧向这里实施打击。3月9日中午，冲锋队参谋长罗姆、巴伐利亚区党部领袖阿道夫·瓦格纳（AdolfWagner，1890—1944）和纳粹党国会议员弗兰茨·里特尔·冯·埃普（FranzRittervonEpp，1868—1946）将军奉希特勒之命，在少数冲锋队员的协助下，要求州总理黑尔德立即把权力交给“国家专员”埃普。黑尔德致电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但得到的答复是埃普已经被任命为“国家专员”，有权控制州政府。黑尔德向兴登堡总统求救，但后者的答复是：以后要提意见和建议，应该直接呈送给希特勒。黑尔德召开州政府会议商讨对策，但大批冲锋队员和党卫队员聚集在街道上，随时准备采取行动。无奈之下，黑尔德暂时逃亡瑞士，不久秘密回国，过起了东躲西藏的生活。埃普接管了巴伐利亚州政权，很快成立由纳粹党人组成的新政府。3月9日当天，希特勒飞赴慕尼黑。他趾高气昂地说：“在德国，最贴我心的城市就是慕尼黑，作为一个青年，一个军人，一个政治家，我是在这里发迹的。”他向当地纳粹头目发出指示，“中央政权不得再受巴伐利亚的特别运动或分裂分子骚乱的干扰。这对国家的政治安定是很重要的。我必须完成俾斯麦的未竟事业：只有对全国的利益有用，州才成其为州。”

在此后的一周内，希特勒使用同样的手段，指派在各州的纳粹党大区领袖和党内高级人士担任“国家专员”，接管了除普鲁士外其他各州的政府权力。各地的冲锋队员冲进市政机关和警察局，挂起纳粹党旗庆祝胜利。

4月7日，希特勒又颁布《各州与国家一体化的第二个法令》（GesetzzurGleigderLdemReich，简称《总督法》），任命中央政府派驻各州的“国家专员”为各州的总督（Reichsstatthalter），负责监督全国总理提出的方针政策在各州的贯彻执行；规定总督有权解散州议会，任免州政府，颁布州法令。

对于普鲁士州，希特勒采取了特殊的处理措施。他宣布自任普鲁士州总督，免去巴本所担任的驻普鲁士“国家专员”之职，4月11日又安排戈林接任巴本的普鲁士州总理一职。1935年，驻普鲁士总督一职改由戈林接任。关于总督的地位与作用，希特勒在1934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作了明确解释：“（总督）不是各州的行政长官，他们执行国家最高领导的意志；他们的委任不是来自各州，而是来自国家。他们不代表各州与国家相对，而是代表国家与各州相对……民族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是创造新国家，而不是保存德国各州。”1935年1月颁布的《德国总督法》（Reichsstathaltergesetz）则以法律形式规定：总督是各自管辖区内“德国政府的常驻代表”。

各州州长的职位，由于没有太大的实权，竟然意外地得到保留。内政部长弗里克为了提高行政管理效率，曾经建议将总督与州长的职位合并，但一直没有得到希特勒的答复。只有在黑森和萨克森两个州，这两个职位由同一人担任。

1934年1月30日，国会和参议院通过《国家重建法》（GesetzüberdenNeubaudesReichs），正式在德国确立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结构。该法共六款：第一款，废除各州的议会；第二款，a。各州的最高权力转归中央；b。州政府成为全国政府的下属机构；第三款，各州总督受全国内政部长管辖；第四款，州政府可以颁布新的法律；第五款，由全国内政部长发布实施本法律的法律与行政细则；第六款，本法律自颁布之日起生效。

实际上，当局对该法的第四款并不满意，因为该款使各州有可能“自行其是”。很快，政府又利用该法第五款发布一项命令，规定没有国家有关部长的许可，各州不准颁布任何地方法令。该法的第三款也曾经引起总督们的不满，他们绕过弗里克直接向希特勒表达自己的想法，不愿由此被降低为仅仅是内政部的代表，从而丧失独立自主的权力。实际上，这个问题在纳粹统治时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但指挥各州总督的实际权力，一直掌握在希特勒手中。

在废除联邦制的同时，希特勒政府还曾企图实施州的“标准化”，即缩小各州之间面积的差距。在德国原来的版图上，各州的面积相差十分悬殊。普鲁士的面积几乎占全国面积的25，巴伐利亚拥有700万人口，萨克森拥有500万人口，而一些小州却仅有20万—30万人口。1933年希特勒任命各州总督时，对人口不足200万的小州采取两个州合并为一个行政单位的做法。对于面积特别大的普鲁士州，从1934年起逐步将州政府的重要部门，如内政部、经济部、农业部、劳动部等，并入全国政府中相应的部，实际上取消了普鲁士州一级的行政机构，由中央政府直接领导原普鲁士州的各省。这样，由纳粹党大区领袖担任省长（Oberprsident）的普鲁士各省，实际上与其他同样由大区领袖担任总督的各小州处于同等地位。

德国长期来存在“地方自治”的古老传统，市长和乡镇长对市参议会和乡镇议会负责，保持一定的地方自治权。1935年1月30日，纳粹政府颁布《乡镇法》（Gemeinde），把国家一体化运动贯彻到基层政权组织，彻底废除地方自治的传统。该法规定：把“领袖原则”推广到乡镇的行政管理；人口10万以上的城市由全国内政部长任命其市长，柏林与汉堡的市长由希特勒直接任命；人口10万以下的乡镇由州总督任命其乡镇长和乡镇议员。市参议会和乡镇议会完全失去原来的地方自治的作用。

经过这番变更，德国便从一个联邦制国家完全过渡到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在《国家重建法》颁布后，内政部长弗里克得意地宣称：“几个世纪来古老的梦想已经实现。德国不再是一个软弱的联邦制国家，它已经成为一个由强大民族组成的中央集权国家。”到1935年底，随着德国国内“一体化”工作基本完成，希特勒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毁约扩军，于是下令暂时搁置有关宪政和领土改革的事务。

七、清洗冲锋队

1934年6月30日，纳粹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俗称“长刀之夜”（NagenMesser）的清洗冲锋队事件，该事件也称“蜂鸟行动”（OperationHummingbird）或“罗姆政变”（Rhm-Putsch）。一直充当纳粹“革命”急先锋的冲锋队遭到致命打压，冲锋队参谋长恩斯特·罗姆被枪杀。事件结束后，包括国防军在内的权势集团对希特勒政府深表满意，希特勒趁着兴登堡总统去世的机会，再次实施重大的国家体制变革，取消总统职位，自任国家“元首”，纳粹体制正式确立。

“长刀之夜”事件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既同长期以来纳粹党与冲锋队在纳粹运动中各自的定位及相互关系有关，又是希特勒政府在国内各利益集团发生利益冲撞时的一次无奈表态，也反映了纳粹党在1933年1月30日前后从“造反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变。

经济大危机期间，冲锋队的规模和影响迅速扩大，同时表现出以下一些特点。一是成员中无产者的比重明显高于纳粹党。据冲锋队研究专家柯南·菲舍尔（Fisher）称，1929—1933年期间，冲锋队成员中工人占57。2%，中产阶级占31。1%，上层阶级占10。8%。而在相近时期中，纳粹党员中工人占41。9%，下层和中层中产阶级占45。9%，上层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占4。6%。二是行动主义（Aktivismus）和激进主义的倾向都强于纳粹党，要求坚持《二十五点纲领》中关于打击垄断资本和大地主的诉求，习惯于从事街头械斗，走非法斗争的道路。在1930年8月的柏林冲锋队叛乱和1931年4月德国东部和北部冲锋队联合叛乱中，都提出了放弃合法路线、以暴力行动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等要求。三是成员们普遍不满于冲锋队在纳粹运动中的“付出”和“所获”之间的不平衡。四是冲锋队的军事化倾向再次复苏，尤其是罗姆担任冲锋队参谋长后，模仿陆军改组冲锋队的组织建制，勾起了冲锋队与生俱来的“军队情结”。

希特勒就任总理后，参加或支持纳粹运动的中下层民众在“胜利”的激励下，以为纳粹党真的要实行“社会主义”。他们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给予他们参加“纳粹革命”所应得的报偿。纳粹党内反映小资产阶级利益和情绪的人士，也纷纷提出相应的建议。党内元老戈特弗里德·弗德尔（GottfriedFeder，1883—1941）认为，纳粹党执政后，就应该实施《二十五点纲领》的经济条款，以及关于国有化、分红制、取消不劳而获的收入和“废除利息奴役制”等诺言。纳粹农民领袖瓦尔特·达雷建议大幅度降低农民债务的资本价值。纳粹党经济处处长奥托·瓦格纳（OttoWagner，1877—1962）被任命为国家经济专员后，也要求接管全国的大百货公司、统一价格商店和消费合作社。1933年4月1日，瓦格纳前往垄断资本组织“德意志工业全国联合会”（Reidderdeutsdustrie，缩写RdI）办公室，要求联合会的秘书长辞职，因为在他的领导下，联合会“对纳粹革命没有保持足够的重视，并像以前一样地活动”。他还勒令联合会的两名犹太理事辞职，代之以两名纳粹党徒。

然而，比起冲锋队庞大的规模和成员们高昂的期望值来，其分享到的这些果实价值极其有限。所谓的“特派专员”，其实仅仅是虚职。在各地政府机关的抵制下，他们无权干预地方官员的任免，无权干预企业生产，也不允许担任地方社团的临时领导人。更有甚者，在全国就业形势逐渐好转的背景下，不少冲锋队老战士反而找不到工作，因为不少企业不愿意雇用长期在街头冲锋陷阵而疏于本职工作的冲锋队员。如在纽伦堡，冲锋队中近一半的失业队员在1934年初仍然没有找到工作。从全国范围看，1933年底，冲锋队中仍有近100万多年失业的贫困人口，至1934年初，由于大批人员涌入，冲锋队内的失业人数超过200万。充满失落感的冲锋队员对局势的发展充满怨恨。1933年3月，汉堡一冲锋队员写道：“我们都认为选举之后新政府的措施将立足于反对金融资本。我们都认为巴本、兴登堡、泽尔德特将在3月6日被剔出内阁。资本主义德国带给我们饥饿和痛苦，我们想要一个自由的社会主义的德国……我们号召同资本主义体制作斗争。”他们以更激进的姿态要求纳粹“革命”继续发展。

希特勒面临这股浪潮的冲击，为了保证政权的群众基础，尽量在宣传上对中下层民众实施安抚。1933年5月，希特勒和纳粹劳工领袖罗伯特·莱伊（RobertLey，1890—1945）先后向工人发表讲话，表示要保护工人免遭资本主义的剥削，扩大工人的权利。但是，在涉及中下层民众和垄断资本之间利益分配的实际问题上，尤其是当两者不能兼顾时，希特勒基本上维护了后者的利益。1933年3月10日，希特勒面对冲锋队的暴力狂潮，在国内保守势力和外国舆论的压力下，委婉地呼吁冲锋队约束暴力行为：“个人肆无忌惮的行为，正在危害我们的党，这些行为与民族革命的伟大事业毫无关系，但能破坏和诋毁运动的成就。……恶意骚扰个人、妨碍与干扰经济生活的行为原则上必须停止。”同时，颁布相关法令限制百货公司，保护零售商店。1933年7月，随着纳粹“一体化”工作初见成效，希特勒多次发表讲话，要求纳粹革命告一段落，转入对“千百万人进行教育”的新阶段。

希特勒明确反对“第二次革命”的要求。1933年7月6日，他在全国总督会议上宣布：“革命不是永恒的状态……必须引导高涨的革命热情，使之成为社会发展进化的温床，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对民众实施民族社会主义理论的教育。”他甚至威胁说：“我将毫不留情地镇压任何想搅乱现存秩序的企图，我要对付那所谓的第二次革命，因为它只会导致混乱。”几天后，赫斯也警告纳粹党成员要警惕那些煽动闹事的人，称他们企图“挑拨公民相互对立，并以‘第二次革命’的美名来掩盖这种犯罪行为”。同年8月，内政部长弗里克对冲锋队采取实质性的限制措施，解散“辅助警察”，并宣布关闭冲锋队辖下的集中营。10月6日，弗里克又禁止冲锋队采取任何未经授权的干预和打击行动，并宣布要惩治冲锋队的暴力犯罪行为。

冲锋队参谋长罗姆不愿彻底退却。1933年11月5日，他向1。5万名冲锋队员发表讲话，表示：“如果德国新的统治者忘记了曾经是谁把他们放在今天如此惬意的位置上，那么，近两百万冲锋队员将会提醒他们。”他在私人小圈子里甚至发牢骚说：“阿道夫腐烂了。他背叛了我们所有的人。他只同反革命分子交往。”

与此同时，冲锋队与国防军的关系也逐步恶化。由于国防军军官团是一个具有特殊地位和权力、较为稳定的社会集团，也是未来实施对外扩张的主要支柱，希特勒对其非常重视。他执政后多次表示尊重其“非政治性和超党派性”的独立地位，并一直不插手其内部事务。与此相对应，国防部长勃洛姆贝格则在坚持国防军的独立地位、不允许纳粹党直接插手军内事务和不准许军官加入纳粹党的前提下，采取了同纳粹党全面合作的态度。然而，冲锋队的规模急剧膨胀，自罗姆担任参谋长后，其军事潜质也进一步加强。冲锋队既羡慕国防军的声望和地位，又不满其政治上对纳粹“革命”的保留态度，罗姆在个人野心的驱使下，希望以冲锋队取代国防军。

冲锋队是希特勒攫取政权的重要工具。面临同垄断资产阶级和国防军的冲突，他试图在不损害同后两者进一步合作的前提下，以一定的让步来平息由冲锋队反映出来的中下层民众的不满情绪。1933年12月1日，政府安排罗姆担任不管部长。1934年初，希特勒致信罗姆，从头到尾使用“你”这个亲密称呼。信中颂扬冲锋队在确保“纳粹革命”胜利和纳粹国家及人民的生存方面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同年2月，政府又颁布《关于国家运动战士供应法》，规定在政治斗争中患病或受伤的纳粹党员或冲锋队员，享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受伤人员的待遇，能获得国家的抚恤金或补助金。6月4日，希特勒又与罗姆作了长达4个多小时的私人会谈，希望缓解相互间的矛盾。

但是，希特勒很清楚，无论是对内巩固自己的地位，还是对外扩张侵略，夺取世界霸权，都必须取得垄断资本和国防军两者的全力支持。尤其是，按照《魏玛宪法》所设立的总统职位，尽管由于1933年3月《授权法》的通过而权位遭削，但还拥有解除总理职务的残存权力。希特勒稍有不慎，就可能被解职。而当时兴登堡已是85岁高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希特勒希望在他死后，把这个职位也收入囊中。这一举措需要获得权势集团的容忍和支持。

1934年2月28日，希特勒在军官团的压力下，召开国防军、冲锋队和党卫队的高层会议。他对国防军和冲锋队的角色作了明确划分：国防军代表德国对外作战；冲锋队帮助保卫疆界，并在体育运动的掩饰下对未来的战士作初级军事训练，而在其他情况下，只能从事内部政治事务。会议的最后阶段，由罗姆和勃洛姆贝格共同签署一项体现希特勒讲话精神的协议：冲锋队将在国防军指挥下负责新兵入伍前和老兵退役后的军事训练。随后，罗姆邀请与会者共进其所称的“和解早餐”。然而，当希特勒和将军们离开后，罗姆开始大发脾气，称其根本不想签署那份协议。他还把希特勒称作“一个无知的下士”，说自己“不忠心，迫切需要去度假”。事后，未来的冲锋队领袖维克托·卢策（ViktorLutze，1890—1943）打小报告，将这些话都告诉了希特勒。

军官团的受威胁感又一次增强。勃洛姆贝格以进一步向希特勒表忠来维护军方的利益。1934年2月25日，国防部发布命令，在传统的雄鹰军徽上增添卐符号，形成雄鹰双爪紧紧抓住纳粹党党徽的图案，规定新标徽必须佩戴在军服右胸和军帽上。4月11日，希特勒与勃洛姆贝格及陆、海军总司令一起乘坐《德意志号》巡洋舰，前往东普鲁士视察春季演习，期间双方达成“德意志号协议”，即军方同意希特勒继承兴登堡的职位，希特勒则要压制冲锋队的“革命”呼声，并保证陆军继续作为国家唯一的武装力量。

1934年6月，冲锋队与其他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垄断资本集团和总统府对此感到不安。兴登堡对副总理巴本说：“巴本，事态正越变越坏。请把它们清理一下。”6月17日，巴本在自己的政治顾问的协助下，在马尔堡大学发表公开演说，对纳粹党的一些做法和“第二次革命”的要求发起猛烈攻击。他说：“一个国家的人民，若要名垂史册，它就承受不起发生在下边的永无休止的叛乱。在某个时候运动就得停止，坚实的社会结构才能出现。”“凡是不负责地玩弄这种思想的人不应忘记：第二次革命浪潮之后可能有第三次革命浪潮，扬言要使用断头台的人也许是它的第一个牺牲者。”

针对巴本的演说，纳粹党采取了一定的反击措施。戈培尔扣审了刊登这篇演说的《法兰克福日报》，并禁止电台重播演说录音。希特勒则于当天下午发表反击性演说，谴责“自以为靠几句话就能够使一个国家人民生活的复兴大业停顿下来的侏儒。”然而，希特勒很清楚地知道，当时还不能同权势集团翻脸。两天后，即6月19日，当巴本向希特勒交涉，抗议戈培尔对他的演说实施检查，并威胁要退出政府时，希特勒的态度有所软化，答应两人一起去看望病重的兴登堡。6月21日，希特勒独自飞往诺伊德克晋见兴登堡，后者委托勃洛姆贝格代为接待。尽管天气炎热，勃洛姆贝格还是身穿全套制服，正襟危坐，全然没有了平日的友善态度。他硬邦邦地告诉希特勒，总统的意思是：如果希特勒不能保持纪律和秩序，他将颁布戒严令，让军队来管理这个国家。当希特勒获准在勃洛姆贝格陪同下见到兴登堡时，总统在短短的几分钟里证实了这一点。

这时，罗姆及冲锋队同权势集团之间的矛盾已发展到不可调和的程度，或者说，垄断资本集团和国防军已经不能再容忍纳粹党内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呼声。在纳粹党内，戈林和希姆莱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也希望搬掉罗姆这块绊脚石，压制冲锋队，故而多次向希特勒揭示所谓罗姆要发动政变的阴谋。面对这一局面，希特勒决定利用先前已经派人搜集和整理的有关罗姆的“黑材料”，一石多鸟，处决罗姆，清洗冲锋队，压制“第二次革命”的要求，为国家体制的“一体化”进程划上句号。

7月1日下午，希特勒在总统府花园举行茶会，招待内阁成员和党内领袖们。希特勒一面友好地与大家寒暄，一面抽空通过电话指挥杀戮事宜。当天，勃洛姆贝格以军队的名义向希特勒表示“奉献与忠诚”。翌日，兴登堡总统致电希特勒，感谢其“及时扑灭叛国阴谋并拯救德意志民族免于大难的坚决行动”。7月3日，内阁一致同意颁布一项只有一句话的命令，称“为镇压严重叛国行为而在6月30日、7月1日和2日所采取的措施是合法的，系保卫国家的紧急措施”。7月13日，希特勒出现在国会议员面前，对“长刀之夜”的行动作解释。他在透露了罗姆等人的“劣迹”后，表示：“如果有人责备我，问我为什么不通过正常的法庭来处置这些罪犯，那么我只能说，在这个时刻，我要对德国人民的命运负责，因此我成了德国人民的最高法官。”他进一步威胁说：“将来人人都必须知道，如果有人竟敢举起手来打击国家，那么他的下场肯定是死路一条。”

1934年8月2日上午9时，兴登堡躺在一张斯巴达式的铁**安然去世。兴登堡逝世3个小时后，媒体公布了前一天晚上由内阁通过的《德国国家元首法》（GesetzüberdasStaatsoberhauptdesDeutsReichs）。法令规定：1。总统职位与总理职位合并。总统的职权由元首兼总理阿道夫·希特勒执掌。他可以选择自己的助手。2。该法令自冯·兴登堡总统去世之日起生效。

希特勒的“元首”称呼，原先主要在纳粹运动的内部使用。自《德国国家元首法》生效后，希特勒从党的元首变成了党和国家的元首，并因接管总统职权而拥有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权。由此，纳粹统治体制基本形成。

遭到清洗后的冲锋队发生了一些变化。其规模急剧缩小，从1934年5月约400万成员，减到同年9月260万，再减到1935年10月的160万和1938年4月的120万。冲锋队在纳粹运动中的地位急剧下降，尤其是1934年7月20日，希特勒下令提升党卫队的地位，使之成为脱离冲锋队管辖的独立组织。尽管冲锋队还在继续从事青年入伍前和军人退役后的军事训练工作，尤其是在国家举行大规模的政治集会时，冲锋队都能充当仪仗队，活跃在公众的视线范围内。1939年1月，为了战争的需要，希特勒作出决定，将入伍前和退伍后的军事训练作为所有男性公民的义务，并把大部分的训练任务交给冲锋队。冲锋队的军事特性在世界大战的推动下，终于合法地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