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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纳粹文教体制 一文化控制与宣传机构（第1页）

第二节纳粹文教体制一、文化控制与宣传机构

纳粹党非常重视宣传攻势和思想灌输。希特勒和戈培尔虽然未对宣传理论作出必要的阐述，然而对如何进行宣传却有一套较为系统的想法。他们的宣传思想成为纳粹当局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他们强调宣传是纳粹党全面控制国民的工具和手段，纳粹宣传可以不受科学和事实的束缚，主要诉诸于情感煽动，使用最具刺激性的词语，配合种种在视听感觉上的轰轰烈烈形象，制造狂热的群体效应。他们强调，要使情感煽动取得成功，必须了解宣传对象的心理，制造有形的敌人。同时，宣传应该简明和重复，内容永远都只有一正一反，爱或者恨，对或者错，真或者假，绝没有一半对一半错。

纳粹德国的文化控制与宣传机构，分纳粹党和纳粹政府两大系统。

纳粹党的系统，主要是全国宣传指导处（Reichspropagaung）。该机构成立于1928年，1929年起由戈培尔任宣传领袖，总部设在慕尼黑。下设文化总办公室和宣讲员事务总办公室等机构，前者负责监视和促进文化艺术中贯彻纳粹主义精神，后者下辖宣讲员处和宣讲资料处。纳粹党的宣讲员分全国、大区、县三级，挑选十分严格，必须是纳粹党的“老战士”，又有一定宣传能力，共约近一万人。全国宣传指导处从纵、横两条途径控制纳粹党的宣传系统。纵向系统是在各大区设大区宣传办公室，以下为县宣传办公室。横向系统，成立各级纳粹主义宣传与人民教育小组，由各分支组织和附属协会的全国、大区和县级代表组成，负责统一各级分支组织和附属协会的宣传口径。

纳粹党独立于全国宣传指导处的另一宣传机构，是以奥托·迪特里希（OttoDietrich，1897—1952）为首的党的新闻办公室，负责发布纳粹党全国性活动的消息，并监视纳粹党内所有的机关报刊的宣传内容。迪特里希身兼三职：纳粹党新闻领袖、政府国民教育与宣传部新闻司司长、希特勒的新闻发布官。其第三个职务使他能直接了解希特勒的宣传意图而具有独特地位。迪特里希在各大区和县都建立自己的新闻办公室，全面控制当地的党报宣传。1942年这类新闻办公室达到882个。

1934年1月，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AlfredR，1893—1946）被希特勒任命为新设立的纳粹党世界观学习教育监察处处长，负责监管纳粹党党员的思想教育和培训事务。该机构成为纳粹党又一个实施思想控制的机构。早在1929年，罗森贝格曾组建过“德意志文化战斗同盟”，它的宗旨是鼓吹希特勒关于德意志文化的思想，宣扬种族原则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强调雅利安人创造了全部人类文化，鼓吹在文化领域排除犹太人的影响。该同盟原先属民间文化团体性质，1937年7月希特勒指示它负责倡导复兴“德意志文化”，从此成为罗森贝格控制文化活动的工具。

政府系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成立于1933年3月，由戈培尔任部长。在政府系统中设立该部，是纳粹党一贯的想法，在1932年的组阁谈判中，曾经多次涉及这个问题。1933年3月5日国会大选结束后，纳粹党借着选举获胜的余威，再次向内阁施压，强使它于3月13日批准关于建立国民教育与宣传部的政令。该部作为一个新设立的机构，一方面反映了纳粹当局对宣传工作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必定会从其他现有部门中“蚕食”各种职责：其对外宣传的职责来自外交部；监管出版、广播和文化活动的职责来自内政部；监管旅游业的职责来自交通部。戈培尔自豪地声称，该部的设立是一个革命性的步骤，它代表“政府与人民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结合”。同年3月15日，他在一次演说中诠释了该部所追求的目标：“首先，所有的宣传手段和通过国家鼓动民众的所有机构，都必须集中在一起；其次，必须将现代的情感融入到宣传技巧中，使宣传能与时俱进。技术手段不能脱离国家的控制，国家必须与技术同行。我们需要最先进的东西。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政策需要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国家宣传的重要任务就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让街道上的每一个人都能理解。”该部的官员和工作人员大多来自纳粹党的宣传指导处，起初设有7个司：预算与管理司、宣传司、广播司、新闻司、电影司、戏剧司、民众教化司。以后又增设了音乐、艺术、文学等司，到1941年发展到17个司。但此后又作了合并调整。国民教育与宣传部对文化界的知识分子头面人物，均立有专案，其中附有详细的调查材料，包括有关这些人对纳粹制度态度的告密材料。

国民教育与宣传部的地方机构为地方宣传办公室，1933年7月初设立时总数31个，1937年经过调整，扩充到42个。一般设在纳粹党的大区一级。地方宣传办公室分设行政、宣传、新闻、文化等处。它们负责收集本地区的民情资料，以“报告”和“行动报告”两种形式上呈国民教育与宣传部。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进一步提出相应的对策和行动建议。地方宣传办公室的负责人经常去柏林，听取戈培尔的宣传指示和纳粹高层领导人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形势报告，作为在本地区开展宣传活动的依据。

1933年9月22日，在政府一手控制下，成立了半官方的文化控制机构“全国文化总会”（Reichskulturkammer），由戈培尔任会长。全国文化总会得到政府充分的财政资助，下辖文学、音乐、电影、戏剧、广播、美术、新闻七个协会。各协会的会长由国民教育与宣传部的高级官员或亲纳粹的文化人担任。总会的目的是保证所有的文化活动都符合纳粹主义思想。章程规定，只有具备雅利安血统并在政治上同国家保持一致的人，才能参加总会所属的协会，只有会员才能从事文化工作，包括“生产、复制、在思想上或技术上加工、传播、保护、推销以及协助推销文化财富”的工作。总会及其下属协会的决议和指示，对会员具有法律效力。不参加或者被开除出有关协会，就等于被禁止从业，这些人不能演出，不能发表作品，得不到购买油彩的票证。1939年总会共有成员6。5万人。

纳粹当局特别重视对新闻报刊系统的控制。1933年10月4日，政府颁布《报刊法》（Schriftleitergesetz），规定新闻业是一种受法律管理的“公共职业”，只有符合各种条件的人才能担任编辑，同时还明确规定编辑们“要使报刊上不得有任何误导群众、假公济私、可能削弱德国的外在或内在力量、德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德国的国防和其他文化与经济……或者有损德国荣誉和尊严的东西”。

政府直接主持新闻发布工作，从源头上把握住宣传口径。1933年3月，随着国民教育与宣传部的设立，这项工作就由该部的新闻司主持，通过“语言训令”和“每日指示”等形式向各报社发布每日的宣传口号和内容。据《法兰克福报》长期出席新闻发布会的人士弗立茨·赛恩格（FritzSnger，19011984）回忆，希特勒执政初期，新闻发布会在每个工作日的中午12时举行，而在战争时期，则增加了第二次会议，一般在下午5时举行，有时则更晚，甚至迟至第二天凌晨。在例行以外的时间，一般通过电话或电报通知。对偏远地区，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相应指令。各报社必须根据这些指示，取舍新闻消息，拟定标题内容，撰写有关社论。当局还着手归并通讯社，以便于加强控制。1934年，原大陆电讯社和联合电讯社合并成德意志通讯社（Deutsabüro，缩写DNB），作为国民教育与宣传部属下唯一的官方通讯社和德国报刊与广播电台的主要新闻来源。

在当局的压力下，自由主义报纸《伏斯日报》在连续发行230年后，于1934年4月1日停刊。1936年底，试图保持一定独立性的《柏林日报》闭馆。自由主义报刊《法兰克福报》和《德意志周刊》，由于具有较大的国际影响，才得以幸存，但其独立性日益缩小。与此同时，纳粹党所拥有或控制的报刊数量却急剧增加。马克斯·阿曼曾在纽伦堡法庭上供认：纳粹党当政后，许多像乌尔施坦因出版公司那样由犹太财团或与纳粹党敌对的政治、宗教财团所拥有或控制的出版公司，都被迫把他们的报刊或资产出卖给纳粹党的埃耶出版社（EherVerlag）。埃耶出版社则就势扩展成为德国报刊出版业的垄断者。1933年，全国报刊的种类繁多，纳粹党虽则拥有120种报刊，但仅占其中的2。5%。到1944年，全国仅剩977份报纸，而纳粹党报刊不断增加，仅马克斯·阿曼控制的报纸就占总数的82%。

德国的广播业本来就由国家垄断，1925—1926年间成立的德国广播公司，51%的股份属国家所有，政府设有广播专员掌管其事。纳粹当局非常重视广播的宣传功能。戈培尔认为，19世纪是报刊的世纪，20世纪则是无线传播的世纪，广播已经成了社会的第八权力。他声称，广播是最现代化的工具，能够有效地影响民众，“我相信广播将最终取代报纸”。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总理那天，纳粹党人威廉·弗里克利用自己担任的内政部长职务，通知全国和各州的广播专员，要求各个广播电台都要播放庆祝“民族团结政府”诞生的火炬游行盛况。然而就在当天晚上，巴伐利亚州的广播节目被临时中断，因为州政府认为，这种节目涉嫌用于政党的政治目的。戈培尔大为恼火，决心尽快抢占广播业的垄断权。在戈培尔的劝说下，希特勒于1933年6月30日颁布政令，明确将全国广播业的控制权授予国民教育与宣传部。1934年4月1日，全国的广播业合并成“全国广播公司”，隶属于宣传部第三司，各州的广播电台以“国家广播站”的名称成为该公司的分支机构。此后，广播的内容越来越统一，各地的广播电台实际上成为全国广播电台的转播台。

广播宣传的另一端为收听方。政府从1933年起就加紧生产收音机。当时设计了两种型号收音机：一种型号的售价为75马克，另一种型号被定名为“大众收音机”（Volksempfnger），售价仅为35马克，但接收不到外国的广播节目，深受政府的青睐。仅1933年一年，德国收音机的产量就达到150万台。到1939年，全国的收音机总数达到1082万台，拥有收音机的家庭比例高达70%，为1932年的3倍，在全世界处于最高水平。对一时还得不到收音机的家庭，则采取在公共场所放送广播节目的办法。一时间，工厂、学校、办公室、咖啡馆等地都响起了纳粹的宣传声波。戈培尔很快发现集体收听广播节目的效果能超过家庭收听，具有一种类似群众集会的效用。他强调，民族社会主义者把广播列入“每日活动的中心；他们有意识地使广播具有倾向性，使它积极地、无条件地为新政权服务”。于是，集体收听有线广播的办法被越来越多地使用。1934年3月16日，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附近的新伊森堡（NeuIsenburg）地方报纸曾刊出这样的公告：“3月21日星期三，元首将从中午11时至11时50分，向全国各地的广播站发表演讲。根据大区党部的规定，地区党部已经命令所有的工厂、百货公司、办公处、商店、酒馆和街区，都要在这一时间之前安装好高音喇叭，以便让所有的劳动者和民族同志都能充分参与到这一聆听活动中去。”为了改善集体收听的效果，当局不惜花费巨资实施技术改造。1938年夏天，布雷斯劳城竖起了第一根大型“声柱”，以后其他地方纷纷仿效，全国很快出现了数以千计的“声柱”。国民教育与宣传部官员将这些“声柱”称作“动员民众的直接与快速通道”。对于来自国外的广播，尤其是反法西斯的报道，当局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设立大量干扰电台，以严刑威胁，禁止民众收听。

电影作为一种新颖的传播媒介，受到纳粹当局的高度重视。1934年6月16日，成立了“全国教育电影中心”（Reichsstelefürdesfilm），负责监控和分配教育电影给影院和学校。1940年，该中心改名为“全国科学与教育电影及映画中心”（ReistaltfürFilmundBildiu，缩写RWU），隶属于教育部，主管电影、幻灯片以及留声机在教学中的应用。教育部的公告解释说：“幻灯片和可视设备的运用将解放灵魂，唤起最深层的鲜活的精神力量，为我们准备一个崭新的完整生活图景。”该电影中心在各地设有分中心，截止1943年，各地共建有大区（省级）分中心37所，分区（市县级）中心超过1200所。分中心的管理部门负责获取影片，安排分配放映，并提供相关图书资料和设备。进行电化教学的教师，首先要在这些中心里接受指导。以后在戈培尔的推动下，纳粹党也设立了相对独立的“大区与分区电影中心”（Gaufilmstelleellen），试图以此摆脱电影中心归政府管辖的局面。然而事实上，这两类中心的工作常常是相互配合进行的，只是稍有分工，党的电影中心负责放映政治电影，而政府的电影中心则负责放映教育电影。

从1934年6月22日起，政治宣传电影也开始在学校里放映。根据规定，教育电影可以在任何需要的时候放映，但1年至少必须放4次，而政治电影则每个月放1次。放映政治电影之前，必须先上一些预备课程，使学生容易理解政治宣传的内容。放映之后还要进行考试，以加强对主要内容的记忆。

在校外，戈培尔在希特勒青年团的配合下，设立了“青年电影时间”（Jugendfilmstunden）制度。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只需交纳15芬尼的会费，就可以在固定时间进入电影院看电影。这一活动起始于1934年4月20日。初时每月放映1次，不定期放映。1936年改为每周1次，周日放映。为了保证农村地区也能看到电影，纳粹党还组织了1500支流动电影放映队。据调查，1933年，14—18岁青年中，16。6%每周看1次电影，48。9%每月1次，34。5%一年只去电影院9次或更少。1943年的另一份调查则显示，10—17岁的686名男孩和1200名女孩中，22。05%每周看1次电影，71。73%每月1次，只有6。22%的人一年少于9次。

纳粹当局非常注意利用反馈渠道掌握民众的心理和对纳粹宣传的反应，以便及时调整宣传重点，改善宣传手法。其利用的反馈渠道主要包括：国民教育与宣传部宣传司的报告；42个地方宣传办公室的报告；各级纳粹党组织的宣传机构的报告；党卫队保安处的《全国简报》。在这些反馈渠道中，最重要的是《全国简报》。该简报作为绝密材料，每星期两次分发给为数不多的纳粹高级官员参阅。通过各种反馈渠道，戈培尔等纳粹头目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民众的心理状态，作为下一步宣传工作的依据之一。同时，这些信息也会成为监控镇压机构迫害民众的情报。

二、文化荒漠

纳粹当局以纳粹主义的“世界观”和政治需要对文化进行控制和摧残，使魏玛时期呈现出的文化繁荣景象很快消失。戈培尔曾经强调，纳粹事业千秋大业，务必先剔除“陈腐”，把破坏现存文化放在第一位。从整体而言，纳粹领导集团的文化素养很低，对文化建设兴趣甚少。纳粹统治时期德国文化遂一落千丈，形成“文化荒漠”。

1933年3月初，在纳粹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一些大学生组织和希特勒青年团，开始自发地准备焚烧“非德意志文化”的书籍。5月10日晚，这场闹剧终于正式开幕。在柏林洪堡大学对面的广场上，2万册书籍被扔进熊熊烈焰。趁此机会，戈培尔向学生们发表讲话，他的声音还通过电波传向全国各地：“学生们，全国的先生们女士们：极端的犹太理智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德意志革命已经成功地深入到德意志精神的领域……你们正在将过时的罪恶精神推进熊熊烈焰。这是一个伟大、有力、具有象征意义的行动，它向全世界证明，十一月共和国的精神基础已被摧毁……在这些灰烬中，将升腾起新的精神体系的火凤凰……过时的精神正在被焚毁，新的精神将伴随着烈火在我们的心中升起……我们在烈火前的誓词是：国家、民族和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万岁！万岁！万岁！”其他的大学城也纷纷安排“焚书日”。政府不仅以1933年2月4日的《关于保护德国人民的总统法令》关于警察有权没收其内容可能危及公共秩序的出版物的规定为焚书行为作辩护，而且把焚书称颂为一项“反非德意志精神的行动”。

被焚书籍的范围，按照当时的规定，以焚书的目的为导向，包括：反对阶级斗争和唯物主义，巩固民族共同体和理想主义境界。被焚书籍作者为马克思（KarlMarx，1818—1883），考茨基（KarlKautsky，1854—1938）；反对颓废和道德堕落，在家庭和国家中强调纪律和伦理。被焚书籍作者为海因里希·曼（Heinri，1871—1950），恩斯特·格莱泽（ErnstGlaeser，1902—1963），埃里希·凯斯特纳；反对思想流氓（Gesinnungslumperei）和政治变节者，提倡奉献于国家和人民。被焚书籍作者为弗里德里希·威廉·弗尔斯特（FriedrichWillhelmFrster，1869—1966）；反对过度夸大人类的动物特性，提升人类精神的高贵性。被焚书籍作者为弗洛伊德学派，《蜡制面像》（Imago）杂志；反对歪曲德国历史并贬损其英雄人物，提倡敬畏历史和先人。被焚书籍作者为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Ludwig，1881—1948），维尔纳·黑格曼（WernerHegemann，1881—1936）；反对带有民主—犹太印记的孤独的新闻从业者，提倡积极地加入到民族复兴的事业中去。被焚书籍作者为特奥多尔·沃尔夫（TheodorWolff，1868—1943），格奥尔格·贝恩哈德（GeBernhard，1875—1944）；反对以文学形式贬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兵士，加强对国民实施军事精神的教育。被焚书籍作者为E。M。雷马克（E。M。Remarque，1898—1970）；反对刚愎地毁损德意志语言，保护好民族最珍贵的遗产。被焚书籍作者为阿尔弗雷德·克尔（AlfredKerr，1867—1948）；反对自大和专横，尊崇不朽的德意志民族精神。为被焚书籍作者为图霍尔斯基，奥西茨基（Ossietsky，1889—1938）。

纳粹当局还有计划地迫害和驱逐所谓“制造和传播非德意志精神”的文化人。1933年8月，政府公布第一批被革除国籍、成为不受法律保护者的名单。至1936年底，共公布七批名单，近300名文化人被迫流亡。1937年起，纳粹当局进一步加快迫害的步伐。到1938年底，共有84批、约5000名科学文化人士被迫流亡。他们当中包括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1879—1955）、海因里希·曼和托马斯·曼、瓦尔特·格罗皮乌斯、米斯·范德尔罗厄（MiesvanderRohe，1886—1969）、凯绥·珂勒惠支、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和瓦尔特·梅林等。盖世太保直接加入了禁书和迫害文化人的行动。据1937年2月15日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盖世太保办公室的一份报告称，从1936年9月8日至11月14日，区内有38名盖世太保成员参加了禁书行动，他们搜查了全区898家中23的书店，共没收37040册书籍。

随着纳粹专制统治的日益加强，禁书的范围也越来越大。1938年12月31日，当局集中采取了一次禁书行动，据行动报告称，被没收的书籍涉及18个类别。除了此前早已明确列入的如德文版马克思主义文学作品、境外反对纳粹主义和第三帝国的作品、具有和平—自由倾向的作品外，还增加了不少类别，如：基督教营垒内反对纳粹主义意识形态和极权国家野心的文学作品；将会对纳粹主义“基本价值”造成“损害”和“歪曲”的德语文学作品；批评纳粹政府立法程序的作品；歌颂恩斯特·罗姆和奥托·施特拉塞尔周围“叛国者”的作品；“反动民族主义（即君主主义）文学”作品；不利于外交政策的作品；有损德国军事防卫能力的作品；涉嫌削弱种族实力（鼓吹生育控制）的作品；任何种类的犹太人作品。

文学领域受到的摧残更为严重。二十年代兴起的文学现代主义流派，如“马路文学”，被当作“文学布尔什维主义”遭到禁止。纳粹德国文学协会在魏玛城定期举行作家集会，向作家们提出新的写作任务，即鼓舞民众投身于德意志民族的事业，推崇“血与土”的种族主义偶像，标榜“人民”与“战斗”文学的写作范例。每部文学作品或剧本都必须先送交国民教育与宣传部审查。在种种压力之下，一部分作家流亡国外，失去自己的语言区，另一些则实行“内心流亡”，即拒绝写作，或继续按自己的意愿写作而不出版。德国著名的表现主义诗人戈特弗里德·贝恩（GottfriedBenn，1886—1956），在希特勒执政之初曾经颂扬纳粹国家具有很高的行政效率，声称“完全拥护新国家”。当他在1933年底认清自己的迷误时，即被纳粹当局当作“蜕化分子”加以贬斥。到1938年，他被德国文学协会公开除名并禁止写作。为了排斥西方民主国家的文化“渗透”并催生纳粹主义的文化作品，政府于1937年禁止德国人接受诺贝尔奖，并先后设立了自己的奖项。1935年，教育部借5月9日席勒逝世130周年的机会设立“席勒奖”，准备表彰以“民族社会主义精神”写作的德国剧作家。然而，由于当时距离纳粹上台的时间不长，评选委员会竟然挑不出既符合这一政治标准，在艺术上又不至于太丢脸的作品，只得宣布获奖者空缺。1937年当局又设立了“德国国家艺术及科学奖”。

电影业暂时仍然维持以私人电影公司为主的局面，但都被置于宣传部电影司和全国电影协会的严格控制之下。戈培尔对电影的选题、演员、导演、剧本都握有生杀大权。每部新影片公映前，都要在其家中放映。欧洲战争爆发后，戈培尔把全国所有制片厂和发行单位都并入纳粹分子掌握的宇宙电影公司，使其共有17个制片厂，实现从胶片生产到拍摄发行的“一条龙”控制。纳粹时期拍摄的故事片，有14%纯属直接为纳粹政治宣传服务的，其中包括《希特勒青年团员克韦克斯》（HitlerjungeQuex）和《犹太人绥斯》（JudSü）等臭名昭著的影片。对于能用以歌颂纳粹政权光辉“成就”的纪录片，纳粹当局不惜重金，力争提高拍摄质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意志的胜利》（TriumphdesWilens）和《奥林匹亚》（Olympia）两部纪录片。前者记录了1934年纳粹党集会性代表大会的场面，由120人组成拍摄组，使用多种摄影手法拍成。后者记录1936年柏林奥运会，拍摄完毕后又花了一年半时间从事后期制作，1938年4月20日作为希特勒生日献礼推出。这两部影片在拍摄艺术上有所创新，前者在威尼斯电影节和巴黎电影节获得大奖，后者在威尼斯电影节获一等奖，1948年再次受到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嘉奖。它们都被纳入纳粹政治宣传的轨道。当局还拍摄了大量用于政治宣传的“每周新闻片”。这种片子制作周期短，宣传性强。拷贝数从1939年平均700部，增至1942年的2000部。这种政治性新闻片一般安排在故事片之前放映。在僻远的农村，则由纳粹党的电影宣传系统负责放映。该系统由全国宣传指导处所属电影办公室领导。当局在各地设置了各种等级的电影宣传办公室，1939年共达约3。1万个，所放影片基本上服从政治需要。

在造型艺术方面，纳粹党执政后，身为“德意志文化战斗联盟”领袖和“纳粹党文化和世界观教导事务特别代表”的罗森贝格激烈反对现代主义文化，把建筑上的“鲍豪斯学派”、抽象派绘画、无调性音乐、爵士乐和“马路文学”，都斥之为“文化布尔什维主义”加以打击。希特勒尽管粗通艺术，但其审美观基本上停留在少年时代的艺术潮流中，并利用独裁体制，凶猛打压现代主义流派。1935年，他在纳粹党党代会上说：“每年都在翻新。一会儿是印象主义，过不了多久便是未来主义、立体主义，当然还有什么达达主义。”他把这一切都称作“有毒的花朵”和“霉菌”，是资产阶级颓废精神的具体表现。他号召要以法西斯主义“纯洁、健全的本能”来抵制现代的“艺术败坏者”。

在希特勒的号召下，由全国美术协会主席阿道夫·齐格勒（AdolfZiegler，1892—1959）具体组织，纳粹政权发动了一场“清理艺术殿堂”运动，要将所谓有害于民族共同体的“资产阶级颓废艺术”轰出德国社会。全国公私博物馆都遭到“清理”，一切处于纳粹标准之外的绘画都被“剔除”，其中包括塞尚、凡·高、马蒂斯、高更、毕加索等人的作品。1935年，纽伦堡作了一次预演，当地纳粹党大区举办了名为“颓废艺术”（E）的展览会。1937年，纳粹政权在全国艺术中心慕尼黑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德意志艺术宫”（HausderDeutsst）落成展览“大德意志艺术展览会”。它大力张扬纳粹当局所推崇的“现实主义风格”，把大部分绘画降到宣传画的水平，诸如“德意志工人”、“德意志农民”、“德意志士兵”、“德意志家庭”等主题的绘画，都是千篇一律的货色。另一件则是开设“颓废艺术”展览会。它将纳粹党重点打击的五千多件现代主义艺术作品作为“反面教材”拿出来公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前一个展览会上观众寥寥，而后一个展会上观众却拥挤不堪。

除了绘画，其它领域的现代派也遭到打击。希特勒上台当年，著名的“鲍豪斯建筑学院”被扣上“文化布尔什维主义”的帽子，被迫解散，大量教师和学生流亡美国和欧洲各国。建筑领域普遍采用希特勒所欣赏的庙堂式、具有希腊式圆柱和罗马式立面的风格。讽刺文学剧团“胡椒磨”被赶出国门。“坟窟”剧团演出的剧目，语言风趣，寓意深刻，深受观众喜爱，但由于经常讥诮时弊，遭警察查禁，主要演员被送进集中营。

在音乐方面，魏玛时期德国曾出现过以《春之祭》为代表的无调性音乐。这些反传统的音乐流派和外国传入的爵士音乐，在纳粹时期都遭到禁止。只有古典音乐得到保存。但是，因不少优秀的音乐演奏家流亡国外，音乐演奏水平下降。同时，实施禁锢的结果，使德国音乐传统得不到发展。德国古典戏剧保持了原有的水平，现代戏剧则受到严格控制，水平一落千丈，观众日益减少。

在自然科学领域，纳粹当局否认科学的世界性，大力推崇所谓“德意志科学”，竭力排斥“非德意志科学”，整个学术水平遭到严重破坏。由于爱因斯坦是犹太人，他的学说就被斥责为“犹太民族用来毁灭北欧科学的一种工具”。一些被看作能直接服务于纳粹当局的学科，如种族学、政治教育学、军事学等，出现畸形发展。生物学、心理学等则按照纳粹理论的需要，大幅度篡改，灌入种族主义的内容。

三、纳粹教育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