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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纳粹文教体制 一文化控制与宣传机构（第2页）

纳粹当局把教育提高到使纳粹事业能够持久延续下去的高度。1934年12月18日，内政部长弗里克颁布政令，规定“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教育青年一代以民族社会主义精神为民族和国家服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纳粹当局强调国家必须掌握教育全权。

当局认为，培养合格的纳粹接班人，首先要把体格锻炼放在首位。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表示，青年有了强健的体魄，才能具有唯我独尊的自信心，坚强的毅力和灵敏的决断能力，由此推动“整个民族表现出伟大的意志力”，民族就能得到复兴。当局所说的德育，是纳粹主义的政治教育。主要是强调培养青少年忠诚于领袖，具有为实现纳粹主义而奋斗的坚强意志，顽强毅力与责任心，勇猛好斗，不重私利，勇于为纳粹事业牺牲一切。智育被降到次要地位。希特勒认为，在政治家中间，“知识水平越高，其事业上的成就就越小”。“只受过普通教育，但体格健全、性格坚强、富于自信心与意志力的国民，要比学识湛深但体质虚弱者对民族共同体更有价值”。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希特勒要求青年一般到中学毕业即可，同时中小学要大幅度削减知识课程，增加体育锻炼与政治训练的时间。希特勒还要求更改知识课程的内容，如历史课，不求历史知识的系统，主要应强调种族斗争，宣扬德意志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以激发爱国主义热情。

纳粹德国主管教育的机构很多，其权力范围错综复杂，互有交叉。全国政府原先不设教育部，教育事务由各州政府主管。希特勒当政后，利用联邦体制被取消和政府改组的机会，于1934年5月新设全国科学、教育与国民教育部。1935年1月，又把两个部门合并为德国和普鲁士科学、教育与国民教育部，各州的文教部成为其下属机构。1939年，它又成立“全国考察办公室”，负责考察教师的受训事务，从而又增添了一条控制渠道。全国各学校使用的教科书和教学辅助用具，则由菲利普·布勒（PhilippBouhler，1899—1945）主管的纳粹党官方文献审核处负责审查。纳粹德国的社会教育，分别由下述机构和人员主管：负责全国政治教育的纳粹党全国组织领袖罗伯特·莱伊；全国青年领袖巴尔杜尔·冯·席拉赫（BaldurvonSchirach，1907—1974，此人1940年辞去全国青年领袖一职后改为兼任主管青年教育的全国领袖）；纳粹党监督整个思想和世界观学习与教育工作的元首特派代表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党卫队则负责管辖特种学校中的民族政治教育学院（NationalpolitischeErziehungsanstalten，缩写NPEA），简称“那波勒”（Napola）。多头干预的实际结果，是当局的干预力度遭到削弱。

四、学校教育

纳粹头目们希望未来的德国大学是产生新类型的学生、新类型的教师和新概念的学者的地方，他们指责现有的德国大学是“玩弄学术”的地方。1933年2月鲁斯特就任普鲁士文教部长不久，就夸口要在一夜之间“使学校不再成为玩弄学术的机构”。同年5月，他在柏林大学的教授会议上要求大学教师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培养学生上面，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德国大学有两个任务。大学不仅要从事科学研究，也是实施教育的地方。”此后，全国高校的纳粹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高等院校的领导体制发生变化。大学的自治地位被取消，校长和系主任由政府部长任命，大学评议会和各系仅仅保留咨询权。大学内部推行“领袖原则”，校长和系主任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拥有全权。领导体制的改变往往同安插纳粹骨干结合在一起。著名的柏林大学竟由一名兽医担任校长，因为该兽医是冲锋队员。他下令在柏林大学开设25门种族学方面的课程和86门同兽医有关的课程。

大学教师队伍中的犹太学者、自由主义学者和社会民主主义学者很快失去教职。据统计，纳粹党执政不久，全国有14。3%的大学教师和11%的大学教授（约1200人）被解雇，而在教育学院一级，全国竟有60%的讲师被解职。在5年内，官方学术机构中45%的成员被更换。其中，包括20位曾经或以后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被免职的教师中，约13出于种族原因，其余为政治原因。

纳粹党在大学里发动群众性的清洗运动。1933年4月13日，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生联盟在全国各大学张贴一份题为《反对非德意志精神》的大学生12条守则，其中称：“犹太人只会像犹太人那样思维，他如果写德语，那他就是在撒谎……非德意志精神应一律从公共的书店中彻底清除。”1931—1932年间，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生联盟在很多学校的学生会选举中占了优势。纳粹掌权后，当局更注重唆使大学生起来充当大学清洗运动的打手。受利用的大学生按照纳粹的政治观点对教师实施监督，对所谓具有“非德意志精神”的教师进行诬告、诽谤以至动武，毁坏其名誉，在其讲课时进行捣乱，直至把教师从讲台上硬拽下来。在马尔堡大学，一名法学教授在讲授罗马法的课程中表达了纳粹的政策缺乏日耳曼根基的观点，当场遭到学生们的公开羞辱。

当局采取多重措施加强对大学教师的控制。1929年成立的民族社会主义大学教师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rLehrerbund，缩写NSLB）于1935年扩展成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讲师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rDeutstenbund，缩写enbund），作为纳粹党控制大学的有力工具。按照规定，该联盟有责任“按照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对全体教师实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体化”。据此，每个大学都成立了吸纳全体教师的大学教师协会，直接受民族社会主义大学教师联盟主席的统一领导。在实际运行中，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教师联盟连同各校的大学教师协会，主要掌管大学教师的挑选和培养工作，开设对在职教师实施政治培训的学习班，举办对新教师实施任教前为期6周训练的教师营。当局还对新教师实行全国统一的大学教师任职资格认定，重新设置有大学任教资格的博士头衔，获得这一头衔的主要标准不是学术，而是纳粹政治思想，包括教师营提供的鉴定书。当局尤其重视大学教师的职称晋升工作，把它作为控制大学教师队伍的重要环节。晋升教授职称注重政治态度，其中包括在训练营里的表现和纳粹相关组织的评语。1937年1月颁布的《文职人员法》同样适用于教师，规定教师必须是纳粹“党所支持的国家的意志的执行者”，所有教师都必须宣誓“效忠和服从阿道夫·希特勒”。

在纳粹当局的高压控制下，德国的高级知识分子队伍发生分化。一部分卖身投靠。法学家恩斯特·鲁道夫·胡贝尔（ErnstRudolfHuber，1903—1990）迎合当局旨意，撰写了《大德意志国家宪法》一书，指斥学术自由的传统阻碍了科学“与人民内在的发展保持步调一致和站在民族复兴的前列”。弗赖堡大学校长马丁·海德格尔则鼓吹“使教授同学生一样，通过劳动服役、军事服役和科学服役三种形式报效民族”。物理学家菲利普·莱纳德（PhillipLenard，1862—1947）和约翰内斯·施塔克（Johaark，1874—1957）攻击爱因斯坦，并依靠官方力量获得“德意志物理学”专家的正统地位。1933年3月，由少数学者牵头，300名大学教授在一份支持纳粹党的呼吁书上签名。同年11月11日，又有700名教授在《德国高等院校教授支持阿道夫·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声明》上签字，呼吁世界各国的知识分子抵制境外对纳粹政权的敌视性批评。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起而反抗纳粹暴政。基尔大学社会学家斐迪南·特尼斯（FerdinandTnnies，1855—1936）1933年2月在柏林公开发表演说，极力维护学术自由，指出学术发展同一种自由的社会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库尔特·里茨勒（KurtRiezler，1882—1955）极力反对取消教学自由，认为“如果学生自己有权决定谁能应试，如果督促学生按照政治观点监督教师讲课，或者甚至狂妄地根据自己时髦的观点来断定书籍或教师是否具有德意志精神……那么实际上便取消了教学自由”。1937年12月15日，柏林洪堡大学校长霍珀（Hoppe）在举行于马尔堡的全国大学校长会议上呼吁：“我必须特别强**授候选人学术水平的重要性。我不否认候选人的思想和政治态度必须得到保证，然而如果他没有学术能力，我们就将一无所获。学术能力无疑应该置于首位。”但是，当时大部分学者听天由命，对现状保持沉默。

高校的招生规模受到控制。希特勒上台不久，1933年4月22日，德意志大学学生会（Deutstenschaft，缩写DS）就发出呼吁，提出“所有在高等院校求学的全日制大学生，必须拥有德意志血统，母语为德语……而不论其国籍如何”。3天后，即4月25日，政府发布《防止德国中小学校和高等院校过度拥挤法》，规定要削减高等院校的在校学生人数，取消高中毕业生自然获得高校入学资格的原有做法，改而实行给各州下达高校招生配额，减少入学人数。在实际运行中，政治可靠度成为招生的重要依据，希特勒青年团员、身体强健者、雅利安人成为优先考虑的对象，犹太学生的人数比例不得超过犹太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即1。5%。

大学的教学体制也发生很大变化。在课程设置上突出纳粹主义政治教育，自然科学课程强调直接为军备建设和经济复兴服务，大幅度削减基础知识的教学。每个大学生在学期间，需要从事为期4个月的劳动服役，为期2个月的冲锋队服役，每周还要从事3小时的强制性体育锻炼。大学生从劳动服役营回校后，还需要定期进入设在校园内的“同志屋”（Kameradschaftshuser），在那里同吃、同睡，共同从事早锻炼，每周接受数次政治教育，以进行政治改造，经受体质锻炼，加强纪律性。

当局的胡作非为给高等教育造成极大损害，大学的科研水平和教学水平急剧下降。由于区分自然科学具有“德意志性”和“非德意志性”，使德国脱离了世界科学发展的前沿阵地。生物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根据纳粹主义的观点重新改写，其科学性日益减少。种族学、优生学、国防研究等大行其道。为了注释纳粹主义理论而兴办的研究所，如新德国历史研究所、犹太人问题研究所和党卫队的遗传研究所等，研究对象的科学性更是遭到扭曲。大学生不仅人数减少，而且素质和水平都急剧下降。由于知识分子经常遭到纳粹当局抨击，教师更是经常受到清洗和干扰，致使青年普遍不愿当教师。高校学生中师范生的比重从1935年的16%降到1939年的6%。

纳粹统治时期的中小学教育也发生很大变化。虽然其中有些举措同魏玛时期的教育改革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但两者的内涵却截然不同。

私立学校受到排斥，手段包括：取消税收优惠条件，规定公务员和军人不得将子女送入此类学校，等等。1933—1934年冬春，由普鲁士州起始，随后其他各州先后跟上，将私立学校的领导体制改成“领袖原则”，教师的决策参与权被剥夺，代之以个人决断。最后，在教育“一体化”的口号下，此类学校全部被取消，以保证当局能严密控制全部教育环节。

德国在第二帝国时期，小学大多是教会学校，地方和区一级的学校监督权多半掌握在教会神职人员手中。魏玛共和国时期，全国约45的小学仍保留其教会性质。纳粹当局对中小学采取非教会化的方针，其目的不是用科学取代宗教，而是为了全面控制学校，以纳粹主义的新教义取代基督教教义。不过，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纳粹当局在学校非教会化的步骤上，进展比较缓慢和温和。

政府在中学阶段则强调实行双轨制，扩大职业教育，大力发展专科学校和技工学校。德意志劳动阵线领袖罗伯特·莱伊经常鼓吹要使每一个德国工人成为一名技术工人。

中小学的管理体制也强调“领袖原则”，在1933—1934年逐渐取消了教工参与管理的权利，推行校长全权负责制。甚至连“家长理事会”（Eltere）也被取消，代之以“学校共同体”（Sde），该机构的成员由希特勒青年团领袖提名，经校长向当地党组织咨询后任命，成员包括教师、家长代表和希特勒青年团代表。

教育中大力贯彻种族主义原则。在纳粹统治时期，以家庭经济状况为基础的受教育特权，被另一种特权所取代，即以注重种族条件和政治条件的特权。犹太儿童自1938年11月起全部被赶出“德意志学校”，划入专设的犹太学校，欧战爆发后连犹太学校也被关闭。在德国侵占的东欧占领区，小学以上的学校全部被取消。一份由希姆莱秉承希特勒旨意起草的备忘录规定，东部非德意志居民只能设立四年制小学，目标仅仅在于让孩童学会500以内的简单计算，书写自己的姓名，能按上帝旨意服从德国人，做到诚实、勤勉和驯服即可。除此之外，东部地区不得有其他的学校。而对德意志家庭则多方照顾，尤其是多子女的德意志家庭，可享受减免学费的优惠政策，以便同当局的种族生育政策相配合。在普鲁士州，德意志血统家庭的第二个孩子可减免14的学费，第三个减免12，第四个起全部免费入学。

政府还为全国的中小学规定了统一的礼仪，以强化纳粹主义的氛围。1934年12月18日，内政部颁布一项政令，其中规定：“教师和学生在学校内外相遇时都要互致德国式问候（DeutscherGru），即希特勒问候（Hitlergru）。每堂课开始时，教师必须走到全班学生前，立正，抬起右臂，高喊‘希特勒万岁’；学生们也必须抬起右臂，回以‘希特勒万岁’。下课时，教师和学生同样互致德国式问候。”

五、校外教育与特种学校

希特勒曾经强调，国家应该全面负起教育后代的责任，学生在校期间国家要管，在校外或脱离学校之后更要管。希特勒青年团、德意志女青年团和国家劳动服役队（Reichsarbeitsdienst，缩写RAD），在实施纳粹的校外教育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希特勒青年团可以溯源到1922年3月成立的纳粹运动第一个青年组织——纳粹党青年联盟（JugendbundderNSDAP）。该联盟由慕尼黑失业青年古斯塔夫·阿道夫·兰克（GustavAdolfLenk，1903—1987）受命组建并担任领袖，隶属于冲锋队。1923年“啤酒馆暴动”失败后，该联盟遭禁。1926年，纳粹党在魏玛举行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决定组建一个全国统一的青年组织，定名为希特勒青年团，作为纳粹党的青年组织，由库特·格鲁贝尔（KurtGruber，1904—1943）任全国领袖。格鲁贝尔上任后，模仿纳粹党的组织架构，在普劳恩（Plauen）建立希特勒青年团的全国指导处。1928年，青年团全国指导处决定为10—14岁的男童设立少年队（Jungvolk），为女青年设立女性组织。希特勒青年团早期归冲锋队管理，到1932年5月获得独立地位，直接受纳粹党领导。

希特勒就任总理后，于1933年7月17日任命26岁的纳粹党国会议员巴尔杜尔·冯·席拉赫（BaldurvonSchirach，1907—1974）为全国青年领袖，授权其在内政部长领导下监管全国青年的一切活动。同年底起，希特勒青年团着手解散或吞并全国的青年组织。1936年12月1日，希特勒根据席拉赫的建议，发布《希特勒青年团成为国家青年组织》的命令。其中称：“德意志民族的未来取决于青年，因此德国青年必须准备好承担起未来的责任。政府决定：（1）德国境内的德意志青年组织为希特勒青年团；（2）所有德意志青少年，除非在家里或学校里接受教育，都必须在民族社会主义精神的指导下，接受希特勒青年团在体格上、智力上和道德上的教育，准备为民族和共同体服务。”这样，全国一切青年运动均纳入了希特勒青年团，同时让该组织从党的青年组织扩大为国家青年组织。1939年3月25日，希特勒发布第二项命令《青年的服务义务》，规定从10岁到19岁的所有德意志青少年都必须在希特勒青年团服役。于是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及其相关组织德意志女青年团就成了强制性行为。

纳粹统治早期，曾规定14岁以上的男女少年在农忙时必须参加农村劳动服役。以后男女少年必须经过为时1年的“下乡年”，成为制度。在这1年里，少年们上午参加农业劳动，下午参加集体学习，学习内容为纳粹运动史、种族学和时事讲座。农忙时全天参加劳动。1935年6月26日，纳粹当局颁布《国家劳动服役法》（Reichsarbeitsdienstpflicht），规定18岁以上的青年必须参加国家劳动服役，并为此组建了“国家劳动服役队”。在实际执行中，男青年由于还需要到军队服役两年，一般在18岁那年参加劳动服役半年，期间穿着统一制服，用尖镐和铁锹从事无报酬或低报酬的艰苦劳动，过兵营式生活。女青年在18—21岁期间，到城乡德意志家庭内从事家务服役一年，帮助农民料理家务并参加田间劳动，这样既能腾出农村劳动力，又能使女青年实践婚前家政。

当局还创办了特种学校，用于培育纳粹精英，即未来的政治官员和政治立场坚定的专业技术干部。

民族政治教育学院，是纳粹特种学校中的初始类型。1933年4月20日，时任普鲁士文教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下令，在位于普伦（Pln）、科斯林（Kslin）和波茨坦（Potsdam）的3个旧军官学校的校址内创办民族政治教育学院，作为向希特勒的生日献礼。此类学校最初由政府教育部经办。到1938年，从原来的3所发展到23所。到1942年，更是发展到40所，其中3所为女校。在招生方面，优秀的种族血统和过人的身体素质是主要条件。每所学院每年都会收到约400名候选人，其中只有不到15的人能够参加入学考试，参考者中只有不到13能够被录取。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和劳工家庭。在通过入学考试后，学生还有6个月的考察期，一旦被证明无法满足日益提高的要求，将被开除。此类学校为寄宿学校，学生按军队方式编组，以排为基本学习单位。学校的教学计划由教育部主管，基本上参照普通高中。学生毕业前要经过考试，并获得大学入学考试评定，这让他们有资格进入大学或其他高等院校。1942年，全国40所民族政治教育学院全部改名为德意志寄宿学校。它们除继续承担原有任务外，还负责接纳战争中阵亡将士的子女，以及出外执行任务的官员和科学家的子女。

阿道夫·希特勒学校的训练重点是军事体育和在纳粹党内外从事领导工作的能力。学生全部住校，以小队为基本活动单位。每小队有1名高年级学生指导铺床和穿衣等内务，以及个人卫生和行为举止规范。教学方法是在教官的监管下，通过队际竞赛和集体评议，从事斯巴达式的训练。学生要记录个人成绩和品德评语，有升留级制度。毕业文凭可作为升大学的学历依据。与民族政治教育学院相比，它更加重视身体素质的训练。建校初期，它为学生安排体质训练每天5课时，文化学习1课时（含阅读纳粹报刊）。以后文化课比重提高到每周22课时，体质训练15课时。由于过分强调体育课，忽视文化课，学生的文化水平一直为人们所诟病。

冲锋队也于1934年1月建立了位于施塔恩贝格尔（Starnberger）湖边的民族社会主义高等学校。“长刀之夜”事件发生后，该学校受到纳粹党司库弗兰茨·克萨韦尔·施瓦茨（FranzXaverSchwarz，1875—1947）的保护，后来又归附于鲁道夫·赫斯的办公室。1939年8月8日，赫斯将它重新命名为费尔达芬纳粹党国家学校。学校独立于教育部，进行6—8年的中学与实科学校相结合的教育。它在教学计划制订方面得到民族社会主义教师联盟的帮助，课程设置主要是德语、历史、地理和政治，每周的体育课达到14节。

纳粹党意识形态阐释者罗森贝格还试图建立“纳粹党高等学校”，以取代原有的大学来培养纳粹精英分子。他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建立反犹研究所，并拟制出在巴伐利亚州希默湖（Hiemesee）附近建校的方案，后因种种原因未能成功。

战争的来临为特种学校带来新的机遇和希望，但也将这一教育体制带向了终点。1944年12月7日，希特勒下令，所有现役士兵和预备军官只有经过特种学校的培训才有资格获得国防军和党卫队的领导岗位。于是，各类特种学校都紧急行动起来，教学也日益军事化。孩子们热切希望能够走上战场。当战场形势表明战争有可能迅速结束时，有的孩子甚至悲叹自己无法赶上战斗。然而，形势很快变得残酷起来。一批又一批特种学校的学员走上战场，但伤残和死亡的命运也降临到这些14—15岁孩子的身上。但是纳粹当局并没有因此而考虑放弃特种学校的计划，“没有一所特种学校接到过上级关于解散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