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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侃录001（第7页）

最好的后悔药就是立即改正

侃多悔。

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药，然以改之为贵。若留滞于中，则又因药发病。”

【译文】

薛侃经常后悔。

先生说：“悔悟是治病的良药，然而悔后能改才难能可贵。如果悔悟之情滞留在心中，又会因药而病了。”

【度阴山曰】

人非圣贤，亦非未卜先知的魔法师，所以人人都做过后悔的事，但不同的人面对后悔的事，行为截然不同。

有人会悔悟，而悔悟又分两种。一种人是捶胸顿足，大骂自己是猪，骂完后就把这件事抛到九霄云外了。另一种是懊恼后，立即想办法补救，这补救可能无效，但它是阳明心学真正的后悔药——他在以行动为自己做的错事负责，也就是王阳明所谓的“改过”。

悔悟之后改过，一方面是良知的谴责，另一方面则是良知给出的最佳方式。正如王阳明所说，如果悔悟之情滞留在心中，又会因药而病了。

阳明心学主张：心，在物为理。即是说，你的每个念头，都要去物（事情）上将其呈现，否则就不符合真正的“心即理”。

悔悟也是一样，悔悟本身就是良知光明的人心中的一个“理”，可如果你不把它呈现出去，那这个理就不能称为真正的理。它会一直在你心里折磨你，让你痛苦，最后就真的病了。

我们必须把悔悟这个天理呈现出去，那就是要改过。一旦改过，就符合了阳明学的基石“心即理”这个理论。

从这一点而言，行动正是阳明心学的特征，一切事情都必须以行动来衡量。离了行动，再伟大的概念、理论也只是水中月、镜中花。

古人云，世上没有后悔药可以吃，言外之意是，人做任何事都要谨慎。可一旦做了让自己懊悔的事，也别焦虑。

首先，你还知道懊悔，就说明你良知还算光明；其次，知道懊悔是“知”，改过是“行”，要把“知”和“行”合一；最后，懊悔和改过这个“知行合一”就是世界上最有效的后悔药。

万不可“希高慕大”

德章曰：“闻先生以精金喻圣，以分两喻圣人之分量，以煅炼喻学者之工夫，最为深切。惟谓尧舜为万镒，孔子为九千镒，疑未安。”

先生曰：“此又是躯壳上起念，故替圣人争分两。若不从躯壳上起念，即尧舜万镒不为多，孔子九千镒不为少。尧舜万镒，只是孔子的，孔子九千镒，只是尧舜的，原无彼我。所以谓之圣，只论‘精一’，不论多寡，只要此心纯乎天理处同，便同谓之圣，若是力量气魄，如何尽同得？后儒只在分两上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较分两的心，各人尽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个个圆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无不具足。此便是实实落落明善诚身的事。后儒不明圣学，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却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纣心地，动辄要做尧舜事业，如何做得？终年碌碌，至于老死，竟不知成就了个甚么，可哀也已！”

【译文】

刘德章说：“听闻先生用纯金比喻圣人，用金的分量比喻圣人的才力，用炼金比喻学习，十分深刻。只是说到尧舜是万镒的纯金，孔子是九千镒的纯金，似乎不妥。”

【度阴山曰】

西汉大儒董仲舒说：“利以养身，义以养心。”意思是，人有两种食物，一是物质的，它负责供养我们的身体；一是精神的，它负责供养我们的精神。

我们的身体很容易供养，一斤鲍鱼能吃饱，一斤馒头也能吃饱，极端情况下，一斤树皮也没有问题。但是，正因为供养容易，所以消失也快——我们的身体很容易饿。这就能解释，为什么许多物质的东西无法让我们愉悦，即使愉悦了，也不持久。

人的愉悦、人生价值主要还是靠精神食物，精神食物难求而不易得，可一旦得到，就不会消逝。一部经典著作、一首美丽诗歌、一件雅致的艺术品，若能被你吸收，就足以在你的精神世界驻足一生。

义（精神食粮）是养心的，我们人类就是靠心才能活得愉悦，纯粹靠利，绝对达不到这种效果。人类追求利（物质食粮），并没有错。错的是一门心思追求利，而忘记了追求义（精神食粮）。

一门心思追求利，就是在躯壳上起念，整个身心都扑在物质上，要享尽世间荣华富贵——别人有的，我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也要有。这是典型的向外求，身体被养得如同肥猪，养心的食物却没有跟上，最后就成了一个时刻都空虚、无聊的行尸走肉。

王阳明让你不要在躯壳上起念，只让你在心上用功。不要希求高远、羡慕博大，因为那是别人的，是你心外的。

你要明白一点，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个使命，有的使命大，有的使命小，但无论大小，你都要践履你自己的使命，而不是别人的。

致良知，不是不能，而是不肯

问：“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

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译文】

薛侃问：“孔子为什么说，最聪明的人和最愚笨的人，他们的性情都不能改变呢？”

先生说：“并不是说不能改变，而是不愿改变。”

【度阴山曰】

一年轻人去拜访一老禅师（或者是智者、老道、仁波切、老和尚），他问：“怎样才能活得幸福？”

智者闭目不语。

年轻人以为老人家眼花耳聋，所以提高嗓门，又问了一遍。

老道仍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