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郁雾没问安保是谁安排的,她心里隱约希望是杨慕寧的部队,但也知道可能性不大,应该说可能性为零。
杨慕寧的维和任务区域在西非,而这次的目的地在东非。
而且,费洛得和中国的合作在非洲,不是瑞士,费洛德还没有厉害到能安排中国的军人。
出发前,方郁雾给杨慕寧发了封邮件:“我要去刚果(金)实地採样,大概一个月,回来后再联繫。”
杨慕寧的回覆很快,这次不只是问候:“具体位置?时间?我们有个分队在附近执行任务,要是遇到了危险可以求助。”
方郁雾心中一暖,但还是拒绝了:“不用,有无国界医生组织和当地安保,你们任务重,不麻烦。”
方郁雾不想让杨慕寧因为自己而分散精力,更不想让他涉险,虽然知道他本就是做这个的。
两周后,方郁雾再次踏上了非洲的土地。
这次的驻地比之前的贫民窟更偏远,一个丛林边缘的小村庄,所谓的“医院”是几顶大帐篷,电力靠太阳能板和发电机,水源需要从三公里外的河里抽取。
但这里的医疗需求巨大,除了真菌毒素相关疾病,还有疟疾、伤寒、各种寄生虫感染,以及衝突导致的战伤。
方郁雾的角色很特殊:她既是研究人员,採样分析真菌变种;也是医生,参与诊疗工作;还是培训者,教当地医护人员基础的实验室技能。
第一天,方郁雾就做了四台手术:两例肿瘤切除,一例阑尾炎,一例枪伤清创。
手术间隙,方郁雾採集了水样、土壤样、患者组织样本,在帐篷实验室里进行初步处理。
条件比瑞士简陋无数倍,但她感到一种奇异的自在。
在这里,她的每一个行动都有直接的意义:这个手术能救一个人,这个样本可能拯救一群人。
第三天,方郁雾遇到了一个特殊病例:一个十二岁的女孩,腹部巨大肿瘤,已经压迫到呼吸。
当地医生判断无法手术,建议姑息治疗。
但方郁雾检查后认为可以尝试。
“肿瘤虽然大,但边界清晰,没有侵犯主要血管,手术风险高,但不做的话,她最多还能活两个月。”
女孩的母亲跪下来求方郁雾,女孩自己很平静,大眼睛看著方郁雾,艰难的用当地语言道:
“医生,我想活下去。”
这句话方郁雾听懂了,方郁雾做了那台手术。
持续七小时,在简陋的条件下,用最基础的工具。
肿瘤完整切除,重达一点五公斤,术后女孩被送进“监护帐篷”,其实就是另一个有床垫的帐篷,由她母亲照顾。
那天晚上,方郁雾想起了费洛德的话:“我们给他们的,也许只是一个很小的、成功率很低的选择,但至少,是选择。”
现在,方郁雾真切地理解了这句话的意义。
虽然有无数个生命死在她的手术刀下,死在她主刀的手术台上,但她这不是虐杀,只是在给病人活下来的选择。
方郁雾的採样工作也进行得很顺利,新的真菌变种確实存在,毒素结构有微小但关键的改变。
方郁雾在帐篷实验室里做了初步测试,发现原有的树皮提取物对这种变种的效果下降了40%。
“需要调整化合物结构。”她在卫星电话里向费洛德报告。
“我建议在分子侧链上增加一个羥基,可能提高结合能力,具体等我带样本回去做详细分析。”
“好,注意安全,儘快回来。”费洛德说道。
掛断电话后,方郁雾坐在帐篷外,看著非洲的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