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持续了七个小时,每一个步骤,她都严格按照费洛德教的方法执行。
遇到不確定的地方,方郁雾会停顿一下,看一眼费洛德。
老教授只是微微点头,从不说话。
当最后一块肿瘤被取出,患者被推出手术室时,方郁雾整个人都快虚脱了。
费洛德拍了拍她的肩:“做得很好,你有天赋,也有勇气,这两样东西,缺一不可。”
从那以后,方郁雾开始独立主刀一些复杂手术。
颅底肿瘤、脑血管畸形、复杂动脉瘤,每一台都是挑战,每一台都让她成长。
半年后,方郁雾已经完成了十几台世界级难度的手术,成功率超过了百分之九十。
这在任何医院都是了不起的成绩,更何况她只是一个还没有三十岁的年轻医生,这完全就是天才了。
消息慢慢传开了,有人说,夏洛特医院有个中国女医生,神经外科手术水平堪比资深专家。
有人开始专门来找她看病,有德国的,也有从其他国家来的。
即使这样,方郁雾的手术排得也不多,这种难度非常高的手术,院里给她排的一般情况下,一个月不会超过两台,平时的手术,一周最多五台,这点工作量对於方郁雾来的完全就是soeasy。
方郁雾也没有说什么,毕竟这不是她一个人的事。
对那些名声,方郁雾也並不在意,她在意的,是那些被她救活的人,那些术后恢復良好的患者,那些感激的眼神。
有一次,一个被她治好脑瘤的小女孩出院前,送给她一幅画。
画上是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旁边写著“中国天使”。
方郁雾看著那幅画,笑了笑,她把画贴在办公室的墙上,每天都能看到。
在柏林的第八个月,方郁雾完成了博士后的全部工作。
出站答辩那天,费洛德、苏德霍夫教授,还有几位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坐在评审席上。
方郁雾站在讲台前,用流利的英语汇报著自己这一年多来的研究成果。
她讲了在非洲的伊波拉研究,讲了在柏林的神经科学项目,讲了中西医结合的探索,讲了那十几台世界级难度的手术。
四十分钟的报告,数据详实,逻辑清晰,观点新颖。
提问环节,专家们的问题一个接一个,有的刁钻,有的深刻。
方郁雾一一作答,不卑不亢,有理有据。
最后,费洛德站起来,宣布评审结果:“全票通过,建议授予方郁雾博士博士后出站资格。”
会议室里瞬间就响起了掌声。
方郁雾站在原地,看著那些鼓掌的专家们,心里涌起复杂的情绪。
从海德堡的留学生,到非洲的战地医生,再到柏林的博士后出站,她走了整整九年,十八岁到二十七岁。
九年来,她经歷了太多,伊波拉、背叛、逃亡、救援、分离、重逢、再分离。
每一步都艰难,但每一步都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