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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人爱拜什么神（第3页）

1902年天津《大公报》上刊登的这则征婚广告颇有新意：“今有南清志士某君，北来游学。此君尚未娶妇，意欲访求天下有志女人，聘定为室。其主义如下：一要天足。二要通晓中西学术门径。三聘娶仪节悉照文明通例，尽除中国旧有之陋俗。如有能合以上诸格及自愿出嫁又有完全自主权者，毋论满汉新旧，贫富贵贱，长幼妍媸，均可。请即邮寄亲笔复函，若在外埠能附寄大著或玉照，更妙。”来信托天津《大公报》馆或青年会二处代收。

据天津图书馆民国研究室王向峰介绍，征婚广告并没有就此完结，继“南清志士”之后，通过广告征婚者间而有之。1905年，留日学生王建善刊登了一则题为《通信结婚法敬告女同志》的征婚广告，颇引世人注目。王建善在广告中先表达了自己对婚姻的看法，指出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男女自由交往并不太可行，通过通信的方式结识以至结婚，倒不失为明智之举。他宣布“创法请自我始”，并将通信地址公布于众，声明，“信到，誓不示他人”。

王建善初登广告，本来是为自己征婚。很快收到回音后，他又一次刊登广告，这一次，倒像是有意推广这一方法了。广告中言：“此法由男女先行通信，各抒衷曲，徐议订婚是也。自将此法登报后，竟有与仆通信者，足见斯道不孤。男女配合，以专为贵，故须守一夫一妻主义。然择偶之际，不妨多其途以求之。如有女同志愿与余通信者，请奋自由之勇气，幸勿以怯懦自阻。”

民间收藏家韩英的家中，记者看到了民国时期统一格式的结婚证书，样子类似古代的奏折。淡黄色的硬纸面正中，竖题四个红色大字“结婚证书”，下方印着“天津特别市公署社会局制”。展开“奏折”，映入眼帘的或是盘旋的龙凤、或是并蒂的百合、或是戏水的鸳鸯……都是为了取个成双成对、百年好合的吉利。

据韩英介绍，与旧式婚礼有明显区别的，除了政府颁发的结婚证书就是演说。演说多半是针对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发表一番言论，有为一种新事物鸣锣开道的意思。因此，演说者，都是当时有一定影响力的社会名流。

《大公报》于1901年报道的一场题为《文明结婚》的婚礼上，演说者为该报的创办人英敛之。演说词中有：“夫妇之道，最重爱情。有此种真精神以固于其间，则百年和合，永无反目之虞。我国数千年来，婚姻一事，专听父母之命及媒妁之言，其祸之烈，不可胜言……且我国结婚一事，繁文缛节，虚浮滥费，举皆无益……”在这则报道中，还专门记录了新郎新娘互戴结婚戒指的细节：“仿泰西通俗，互将戒指戴于手上。”大概中国人戴结婚戒指的风俗，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天津卫的老婚俗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人之常情。天津的父母对于儿女订婚一事非常重视，最讲门当户对。要等级相当，不能悬殊，男女双方还需匹配。因此选男最注重知书达理、懂规矩。

而且博学多才、精明强干，最重要的一点是孝敬双亲。人生莫忘父母恩，世代相传自古今。择女方为人最要老实、口紧、手稳、腿勤，符合做闺门的德、工、容、貌四字为佳。总之，男、女都要敬以持己，诚以待人，同甘共苦好度日，清寒亦觉有温暖。结婚后，儿媳要侍奉公婆，如同自己父母一样，邻族雍睦，背无怨言。

我国几千年来沿袭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过去如有违背，实为“大逆不道”。当女儿们到了十几岁的时候，便总有至亲至友前来给父母推荐认为匹配的男女，更有一些媒人，以说媒为赚钱手段。更有称为“大宾保亲”的即由双方亲友出面撮合，此外还有亲戚间出面直接说合订婚的。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双方要根据对方家庭现状，洞察入微，面面俱到。

再后的工作就是“合婚”。请算命先生为男女双方“批八字”，以男女双方的出生年、月、日、时辰及属相，什么命等，详细批算，不能出现所谓“金鸡怕玉犬”、“白马犯青牛”、“蛇虎如刀错”、“鸡猴不到头”、“龙兔泪交流”等，指的是这对夫妇属相相克难以百年偕老，实际上毫无科学根据。

“换帖”俗称“放小定”，这是男女双方订婚中最隆重的礼节，男方需要准备龙凤帖四份，帖外有封套，内印有金色龙凤图案的四折大红帖，各夹红纸签两枚，里面分红、绿两色，男方用红色，女方用绿色，帖内行文简单，字数取双数，不准用单数，取之为“对对成双”。

换帖的当天早晨，双方都要准备好一至两对上铺红色缎的盒子，一对盒放龙凤帖，一对盒放订礼，男方的订礼为四件首饰，得看家庭条件，或纯、或镶、中包不等的金、银锞子、镯、簪子，簪子为订礼的重要物件。

一般放订后，未必立即婚娶，有的男女双方尚未出学，或男方尚未出差、当事（未工作），提出暂不婚配，或女方年龄小，女儿养得娇些，提出暂缓成亲，男方多是谅解等待。待年岁时间适宜时，男方要求迎娶，女方即行遣嫁，准备择吉办喜事。

天津地域服饰文化

天津东临渤海、西依太行，地处九河下梢，海河贯穿整个市区。早在金、元时期，天津就已经是海运的起点，漕运的枢纽。南粮北调以及南来北往的商人大大促进了天津的兴起和商业的繁荣。同时天津又是京畿要地、国都的门户，所以，自鸦片战争开始，侵略者的魔爪就伸入了天津，强行设立租界，从此西方文化逐渐渗入。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天津的方方面面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天津的服饰文化也独具特色。天津的服饰文化是繁杂的，它有本土服饰文化，又有外地服饰文化，更兼有西洋服饰文化。

只要从近百年来天津人的穿戴形制来看，就足以证明，天津既没有北京那样十足的官气穿戴，也没有满族旗人的浓厚气息，更没有江南人穿戴的娇媚和轻飘，也不存在着西晋（山西）东鲁（山东）的乡土气息。在天津，有富户商贾高贵华丽的气派，也有平民百姓执著简朴的穿戴。性格爽朗的天津女子爱穿大红大绿，短裤、短褂，还有天津人俗称的“二大棉袄”，这是劳动人民的典型穿戴。所有的这些，足以证明了以服饰来“别等级、分贵贱”的理论。

旧时中国人的穿戴，绝非随便之事，衣服穿错可招杀身之祸。清朝入关首先颁布各项定制，官服定制就在其中，推出了削发易服的规定，让汉族男人梳辫子，一改前期（明朝）宽衣大袖的款式，最终制定了大清《舆服制》。这一举动引起强烈抵制。清朝为了缓和矛盾，吸收了明朝官服制度中的某些成分，纳入了清朝冠服制，制订出“十从”和“十不从”的内容，这就是“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隶不从”、“老从少不从”、“儒从释道不从”、“倡从优伶不从”、“仕宦从而姻不从”，“国号从而官不从”、“役税从而语言文字不从”。

清政府采取剃发易服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高压政策，辛亥革命成功后，推翻了清朝统治，清朝旧制一概废除，冠服制首当其冲。满族的剃发梳辫习俗和汉族妇女缠足陋习也被逐渐革除。

民国以后首先发出了《剪辫通令》，全国各界人士闻风而动，紧接着又公布了男女礼服定制。男女礼服一种为西式，另一种为中式，又分为大礼服和常服。大礼服分昼晚两种、昼礼服长与膝齐、袖与手腕齐。前对襟、后下端有开叉，颜色为黑色。晚礼服类似西式燕尾服。颈前坠黑结，穿大礼服戴高而平顶有檐的帽子。西式礼服在当时还普遍不被国人认可，也不符合中国国情，推行较难。所以西式礼服实际上未能实行。

中式礼服为：男人穿长袍马褂，内着长袍，外罩马褂。马褂多为黑色，根据季节变化，面料可随季节选择，分单、夹、皮、棉、纱，随季应用。此时女服流行上衣下裙的款制，辛亥革命后，中华服饰从总体上摆脱了古典服饰的束缚。上世纪20年代，旗袍随之兴起，男装的长袍马褂或长袍坎肩、西装、中山装、学生装都是城市及乡间上层人士流行的服装，而中式的袄褂、大抿裆裤才是一般百姓的主要服装。这种潮流不是个人所能左右的，当时的社会背景就是如此，以服装辨贫富，以穿戴辨权贵。

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五日（1900年11月26日）都统衙门第74次会议决定：拆除天津城墙，不得重修。

天津老城砖藏身胡同一百年

◇老城砖盖了租界楼

随着天津建城600年日子的临近，搜寻历史遗迹的热潮愈发浓厚。天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张绍祖教授最近有了一个新发现：“我在和平区滨江道37号发现，那座临街的二层楼房是用城砖盖的！这是全市目前最完好的城砖建筑，也是现在天津能够找到的惟一一座城砖盖起的房子！”

按照张绍祖的指点，记者来到这所房子的所在地——平和里（靠近解放北路）。如果从马路正面看去，这里就是一座很普通的二层居民楼，但一进胡同口，这所房子的建筑材料就表现出与其他房子的不同，青灰色的外表，宽大的楼体，与周围的普通小砖建筑有着明显区分。虽然地层青砖表面已经开始剥落，变得凹凸不平，但这座大墙的整体保存得还是那么完整，磨砖对缝的技术依然可以看出当年工匠的纯熟技艺。

自1404年至1900年，天津城墙走过了近496个年头，厚厚的城墙抵御了外敌的入侵，保卫了城市的安全。水灾严重的明清时期，高大坚固的城墙更是起到屏障作用，“兵来将挡，水来城抗”，将淹至城砖16、17级（近2。4米）的大水御于城墙之外。经过历代的翻修与加固，城墙已成为天津人的自豪与荣耀。所以，在都统衙门下令拆毁有着近500年历史城墙的一刹那，引起了天津父老的强烈愤慨。

据张绍祖介绍，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城以后，都统衙门为消除天津对外的防御能力，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五日（1900年11月26日）都统衙门第74次会议决定：拆除天津城墙，不得重修。他们也深知老城墙在天津人心中的位置，因此，开始拆除时，他们对外宣称只是为了方便交通，在各个城门左右再增开一座城门。工程进行一半时，才对外说明要将城墙全部拆掉并改建马路（就是现在的东马路、南马路、西马路、北马路）。

当时，天津文人刘孟扬亲眼看到洋人将城厢内外大街小巷，尽皆绘图，在他询问后得知，各国准备按图测量，将来修筑马路。当时天津所有官署，除督署、海关道署、津道署、府署未遭到严重毁坏外，其余各衙署，在被战火焚毁后，原址全部被拆成平地。作为亲眼看到天津老城墙被拆除的目击者，刘孟扬极度悲哀与无奈，虽然天津的绅商也曾向都统衙门请愿，但无济于事。刘孟扬记载道：“十二月初二日（农历），都统衙门出示，将天津城埠，全行拆去，实从十一月中旬，业已动工，每日做工者数百人，其中曾充拳匪者甚多。彼时纷纷谈论，皆谓系在每门之左右，各开一门，以免行人绕越之苦，至此告示一出，始知将城垣全行拆尽，无不深叹惜之，谓四百余年之古迹，一旦削去，若非拳匪扰乱，何至如此。”

如今的和平区滨江道、新华路一带，过去属于法租界与英租界的势力范围，除了新发现的平和里城砖房，张绍祖在如今的新华路安君里也发现了用老城砖盖起的房屋。

据张绍祖介绍，天津城墙拆除时，太古洋行买办郑翼之、怡和洋行买办梁炎卿买到了英租界红墙道（今和平区新华路）的地皮，准备盖花园宅邸。他们通过都统衙门秘书丁家立、拆城墙的承包人曹剑秋，用拆城的大砖，各建花园楼房一所（今新华路199号为郑翼之旧居、201号为梁炎卿旧居），目前尚未拆除的楼房和临街的围墙犹存遗迹。

在201号的楼房内，记者找到当年在梁炎卿家当过管家的李荣老先生。根据李老先生的回忆，梁炎卿的旧居有前后两栋楼，靠现在新华路的前楼最先承建，全部用城砖建筑，直至1976年地震受损严重才全部被拆除重建。而后楼只有地基与地上一米左右为老城砖，其余部分则为普通青砖，因当时老城砖数量不多，只好两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