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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博学鸿儒的阴影（第1页）

北京城下了几场大雪。腊月里，摹形司院里的积雪没过了脚踝，杂役早晚各扫一次，但到午时又积起薄薄一层。张砚在摹形司已经十年了。十年，足够让一个年轻人眼角生出细纹，让一些事变成习惯，也让另一些事在心底烂成不敢触碰的暗疮。他如今是摹形司资格最老的记录员，周伯前年病退回了老家，陈焕去年调去了内务府别的衙门。新来了两个年轻人，一个姓郑，一个姓王，都二十出头，看什么都新鲜。腊月廿三，小年。衙门里照例放假半日，午后就可以散了。张砚整理完上午的记录，正准备走，吴良从里间出来，叫住了他。“来一下。”张砚跟着进了里间。吴良的屋子比十年前多了些摆设：多了个书架，多了个青瓷花瓶，墙上挂了幅山水画，落款是某个不太出名的画家。但那股熟悉的药草味还在，淡淡地弥漫在空气里。吴良从书架底层取出一个紫檀木匣，打开，里头是一叠装订好的册子，封面空白。“这个，你看看。”他推过来。张砚翻开。册子里是名单，密密麻麻的人名，后面跟着籍贯、功名、师承、着述，有些还附了简短的评语。他扫了几眼，看到几个熟悉的名字，都是这些年在士林里有些声望的人物。“这是？”“明年开春，皇上要再开一次博学鸿儒科。”吴良说，“这是初步拟定的征召名单。”张砚想起来了。康熙十八年，朝廷开过一次博学鸿儒科，那是平定三藩后，为了笼络士人、尤其是江南遗民而设的特科。当时征召了上百人，最终取中五十人，俱授翰林院官职。他那时刚进摹形司不久，还帮着整理过一些被征召者的背景资料。“又要开？”他问。“嗯。这回规模更大，要取一百人。”吴良点了点册子，“你负责把这份名单里的人，和咱们这些年接触过的、留意过的那些人，做个比对。看有没有重叠的，有没有需要特别关注的。”张砚明白了。博学鸿儒科名义上是选拔人才，实则是朝廷对士林的一次大规模摸底和收编。而摹形司要做的，是在这过程中，找出那些可能有问题的人——或者，确保某些人没问题。他抱着匣子回到记录室。两个年轻记录员已经走了，屋里空荡荡的。窗外又飘起雪，细碎的雪花在风里打着旋。张砚点起油灯，开始比对。名单很长，有三百多人。他先快速浏览了一遍，看到不少熟悉的名字——有些是南巡时在江南听说过的，有些是这些年各地密报里提到过的。然后他打开摹形司自己的档案册，一页页核对。比对到第七页时，他的手停住了。名单上有个名字：沈明德，苏州府吴县人，秀才，师从……他迅速翻找记忆。沈明德，苏州，秀才。对了，康熙二十三年南巡时，在苏州观前街茶馆里，那两个被提前“教导”过的书生之一。吴良当时说，他们是样板，会在皇上召见时表现得体，做个榜样。张砚查了摹形司的档案。果然，在“乙字号·江南舆情”那一册里，找到了沈明德的记录。很简单，只有几行：“沈明德，吴县人，康熙二十二年录为丙字类观察对象。性温顺，家境清寒，可引导。二十三年南巡，列为召见备选，经短期规训，表现合格。后赐银二十两，助其家。”规训。张砚盯着这两个字。所以当时吴良说的“教导”，其实就是摹形司的“规训”。用某种方法——也许是谈话，也许是暗示，也许是更隐秘的手段——让沈明德这样的人，在皇上面前说出该说的话，做出该做的姿态。而现在，沈明德又出现在了博学鸿儒科的征召名单里。张砚继续比对。又找出三个名字，都是在摹形司档案里有记录的：两个是南巡时“表现良好”的士子，一个是康熙二十五年某次地方舆情报告中提到的“可塑之才”。他把这四个名字圈出来，在旁边做了标注。天擦黑时，吴良进来了。“怎么样？”张砚把圈出的名单递过去。吴良接过，就着灯光看了看，点头：“嗯，这几个是咱们经手过的。还有呢？”“还有十七个，在各地密报里出现过，评价不一。有的说‘学问扎实但性情孤高’，有的说‘家世清白但交游复杂’。”张砚说，“这些需要进一步核实。”吴良把名单放下，在屋里踱了几步。“张砚，你进司里十年了。有些事，也该让你知道得深一些。”张砚心里一紧。每次吴良用这种语气说话，接下来都不会是轻松的事。“博学鸿儒科，不止是选才。”吴良停在窗前，背对着他，“更是……筛选。”“筛选什么？”“筛选哪些人可以真正为朝廷所用，哪些人只是表面顺从，哪些人……”吴良顿了顿，“哪些人需要调整。”调整。张砚想起那些泡在药缸里的半成品，想起被“规训”过的沈明德。，！“您是说，咱们摹形司……也参与这个？”“一直参与。”吴良转过身，“从康熙十八年第一次开科，咱们就在做背景核查。只是那时还浅，主要是看家世、交游、有无反清言论。现在……”他笑了笑，笑容里没什么温度，“现在咱们的手段多了，看得也更深了。”张砚等待下文。“明年这次开科，皇上特别交代，要选真正‘心向朝廷’的人。不是表面恭顺，是骨子里认同。”吴良走回桌边，手指点在那份名单上，“所以，咱们的任务就是帮皇上分辨，哪些人是真认同，哪些人是假认同。假认同的，要想法子让他们变成真认同。”“怎么变？”吴良看着他：“你觉得呢？”张砚脑子里闪过那些药缸，那些整齐的复诵声，那些被修改得一模一样的口供。他不敢想下去。“总之，从明天起，你把手头别的活先放放，专心做这件事。”吴良说，“把这三百多人的背景，一个个查清楚。摹形司的档案，内务府别的衙门的记录，各地密报，都调来看。我要知道每个人的底细——祖上三代，师友关系，写过什么文章，说过什么话，甚至……做过什么梦。”最后那句说得轻飘飘的，但张砚听出了分量。“梦也要查？”“梦最见人心。”吴良说，“当然，不是真去问人家做了什么梦。是看他们的诗文，看他们的书信，看他们酒后失言时说的话。梦里念着前朝，醒来歌颂本朝，这种人最危险。”张砚点头。他明白这工作的分量了。这不止是核查，是给三百多人画魂，把每个人的里里外外剖开来，看里面藏着什么。那天晚上，张砚很晚才离开摹形司。雪还在下，街道上积了厚厚一层，踩上去咯吱作响。他走得很慢，脑子里反复想着吴良的话。“筛选”。“调整”。“画魂”。这些词用在那些即将被征召的士人身上，让他不寒而栗。这些人不是囚犯，不是余党，他们是读书人，是可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人。朝廷要用他们，也要改造他们？走到住处门口时，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康熙十八年那次博学鸿儒科，他帮着整理过资料。那时他刚进摹形司，很多事不懂，只是按吩咐做事。现在回想，当时确实有一些被征召者，在录取前后，言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比如有个叫徐乾的浙江举人，在地方上以狂狷着称，写过不少暗讽时政的诗。但被征召进京后，突然变得恭顺起来，在殿试时写的策论四平八稳，全无锋芒。最后取中，授了翰林院检讨。当时只当是他识时务，现在想来……张砚摇摇头，推门进屋。第二天起，他开始全力投入这份工作。摹形司的档案室他本就熟悉，但这次要调阅的还有许多别处的资料——内务府下属其他衙门的记录，各地巡抚、总督的密报副本，甚至一些士人私下刊刻的诗文集。吴良给他开了权限，可以调用大部分材料。工作比他想象的更繁琐。三百多人，每个人都要建立一份单独的档案，记录所有能找到的信息。张砚把记录室的一面墙腾出来，钉上木架，按省份给每个人设一个卷宗袋。最先整理的是江南籍的士人，占了名单近一半。张砚一份份资料看过去，越看心里越沉。很多人都有前科。有的是祖上在前明做过官，家族里还有遗民气节；有的是师从某个拒不仕清的大学者；有的是诗文里偶尔流露出怀旧情绪；有的是和某些“不安分”的人来往密切。这些在平常也许不算什么，但在博学鸿儒科这样特殊的选拔里，就可能成为障碍——或者，成为需要“调整”的理由。腊月廿八，张砚在整理一个叫黄宗羲的士人资料时，愣住了。黄宗羲，浙江余姚人，是当世大儒，学问、声望都极高。但张砚记得很清楚，康熙十八年第一次开博学鸿儒科时，朝廷征召他，他坚辞不就。为此地方官还受过申饬。可这次名单里又有他。张砚调出所有关于黄宗羲的记录。摹形司的档案里，有他一份简略的卷宗，上面写着：“黄宗羲，字太冲，浙江余姚人。父尊素，东林党人，死于阉祸。本人师从刘宗周，学问渊博，着述甚丰。然心念前明，屡拒征召。康熙十八年，以母老病辞。地方官报：其志难移。”“其志难移”。这四个字下面，吴良用朱笔画了道线。张砚继续看内务府其他衙门的记录。有一份康熙二十一年的密报，提到黄宗羲在余姚讲学，弟子中有数人“言行不谨”，有“非议朝政”之嫌。黄宗羲本人虽未直接议论，但“未尝约束”。还有一份康熙二十五年的，说黄宗羲晚年专注于着述，正在写《明儒学案》，梳理有明一代学术源流。“此书若成，恐助长遗民气焰”。张砚把这些资料归拢，在黄宗羲的卷宗袋上贴了张红签。，！这是吴良交代的，表示需要特别关注。但他心里有个疑问：像黄宗羲这样声望卓着、又明显不愿与朝廷合作的大儒，为什么还要一再征召？是为了显示朝廷的宽宏？还是……有别的打算？他没敢深想。年关前后，衙门放假五天。张砚没回住处，继续在记录室整理资料。两个年轻记录员都回家过年了，整座摹形司空荡荡的，只有他和吴良，还有后院轮值的杂役。除夕夜，吴良让人备了桌简单的酒菜，叫张砚一起守岁。两人在吴良的屋里对坐。窗外偶尔传来零星的爆竹声。京城禁止民间大肆燃放，但总有人偷偷放几个。“十年了。”吴良给张砚斟了杯酒，“时间真快。”张砚接过酒杯。酒是绍兴黄酒，温过的，香气醇厚。“是啊，十年了。”“这十年，你做得不错。”吴良举杯，“心思细，记性好，嘴也严。司里需要你这样的人。”张砚道了谢，抿了口酒。酒入喉，暖意散开。“这次博学鸿儒科的事，你怎么看？”吴良问。张砚斟酌着词句：“工程浩大。三百多人，要一个个查清楚，不容易。”“是不容易。”吴良放下酒杯，“但必须做。皇上要的，不只是才学之士，更是‘自己人’。你明白吗？”“明白。”“不明白。”吴良摇头，“你只明白表面。我告诉你，这次开科，取中的一百人，将来可能有人入阁，有人做尚书，有人放巡抚。他们的学问、能力倒在其次，关键是要可靠。要从小读圣贤书，心里装的却是大清的天下。”张砚听着。这话说得露骨，几乎不像吴良平时的风格。“所以咱们的工作，就是确保这一百人，个个可靠。”吴良看着他，“不可靠的，要么筛掉，要么……变得可靠。”“怎么变？”张砚忍不住问。吴良笑了，夹了筷菜。“法子多得很。有的人，给点好处就听话；有的人，吓一吓就老实；还有的人……”他顿了顿，“需要下点功夫。”张砚没再问。他知道“下点功夫”是什么意思。正月初五，衙门开印。张砚继续整理名单。到正月十五时，已经完成了大半。这天下午，他在整理一个叫傅山的山西士人资料时，又看到熟悉的情况。傅山，字青主，山西阳曲人。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他被强征入京，但抵死不从，称病不参加考试。最后朝廷无奈，授了他一个“内阁中书”的虚衔，放他回乡。此事当年轰动一时，被视为遗民气节的象征。这次名单里又有他。张砚调出傅山的卷宗。摹形司的记录很详细，甚至有一份他当年在京称病时的太医诊案副本——脉象平稳，无大病征，显是托词。还有一份康熙二十二年的密报，说傅山回乡后，闭门着述，但与一些“心怀怨望”的遗民仍有书信往来。“其子傅眉，近年渐露头角，交游颇广，需留意。”张砚把傅山和黄宗羲的卷宗放在一起。这两人情况相似：声望高，气节硬，明显不愿合作。为什么还要一再征召？他忽然想到一个可能：也许朝廷要的，不是他们合作，而是他们“被合作”。通过反复征召，制造一种印象——连黄宗羲、傅山这样的人都接受了朝廷的官职，其他士人还有什么理由抗拒？这是一种驯服。用荣誉和压力，慢慢磨掉他们的棱角。或者，还有更深的目的……正月二十，张砚把整理好的三百多份卷宗交给吴良。吴良花了三天时间一一翻看，最后挑出四十多份，放在一边。“这些，要重点处理。”他说。张砚看了看，黄宗羲、傅山都在其中，还有十几个在档案里被标注为“性情偏激”“交游复杂”“家世有疑”的人。“怎么处理？”他问。“分几种。”吴良说，“有的，让地方官再去劝一劝，许些好处——比如子弟优先录科，比如家族减免些赋税。有的，让他们的师友去劝，从人情入手。还有的……”他指着最上面几份，“得咱们亲自来。”张砚看着那几份卷宗。除了黄宗羲、傅山，还有三个人：一个叫顾炎武的昆山人，一个叫王夫之的衡阳人，一个叫李颙的陕西人。都是在遗民中声望极高的。“这些人，劝不动吧？”张砚说。他知道顾炎武，此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着称，立志不仕二姓，四处游学，行踪不定。“劝不动，就别劝了。”吴良说，“但要让他们‘看起来’劝动了。”张砚一愣。“博学鸿儒科的名单，最终是要公布的。”吴良缓缓道，“名单上有这些人的名字，就是一种姿态。他们来不来，考不考，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天下人知道，朝廷征召了他们，给了他们机会。至于他们拒不拒绝……那就不一定人人都知道了。”张砚懂了。这是一种舆论操作。把黄宗羲、傅山这些人的名字放进征召名单，制造他们“可能出山”的假象，动摇其他遗民的决心。就算他们坚辞，朝廷也可以说“已屡次征召，仁至义尽”。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后面更精彩！“那咱们要做什么？”他问。“做两件事。”吴良说，“第一，收集这些人近年来的诗文、书信，找出任何可能‘软化’的迹象——比如夸过皇上某句诗写得好，比如感叹过民生不易，哪怕只是一句含糊的话。第二……”他顿了顿，“准备一些材料。”“材料？”“嗯。”吴良从抽屉里取出几页纸，递给张砚。张砚接过看。是几首诗，署名为黄宗羲。但他读过黄宗羲的诗集，不记得有这些。“这是……”“新发现的‘佚诗’。”吴良说，“黄宗羲早年所作，流露出对时局的无奈，对百姓的同情，甚至有一丝……对新朝的期待。”张砚迅速浏览。诗写得确实像黄宗羲的风格，用典、措辞都像。内容也确实如吴良所说，有“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的感慨，也有“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的襟怀。但最后那首，有一句让他心里一跳：“莫道新朝非旧主，黎民元是汉家儿。”这几乎是在说：新朝旧朝无所谓，只要百姓过得好。这真是黄宗羲写的？他抬头看吴良。吴良也正看着他，眼神平静。“这些诗……从哪里来的？”张砚问。“从黄宗羲的故纸堆里‘找’出来的。”吴良说，“他早年游历四方，散佚的诗稿很多。有几首流落在外，被人发现，献给了朝廷。”张砚明白了。这些诗是伪造的。摹形司要制造黄宗羲“态度软化”的证据，动摇他的形象，也动摇那些以他为榜样的遗民。“傅山、顾炎武他们……也有？”他问。“都有。”吴良点头，“每个人，都要准备一些材料。诗文、书信、甚至日记片段。要做得像，时间、地点、背景都要能对上。”张砚感到一阵寒意。这不只是篡改记忆，是直接在创造“历史”。伪造这些人的文字，篡改他们的形象，让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朝廷宣传的工具。“这事……您来做？”他问。“你和我一起。”吴良说，“你文笔好，又熟悉这些人的风格。从明天起，咱们就开始。”张砚想拒绝，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知道自己没有选择。正月廿五，工作正式开始。吴良给了张砚一叠资料——黄宗羲、傅山、顾炎武、王夫之、李颙五个人的详细生平、着述目录、诗文风格分析，还有摹形司搜集到的他们的真迹样本。“先仿黄宗羲的笔迹。”吴良说，“他写字有特点，起笔重，收笔轻，转折处多顿挫。你练练。”张砚铺开纸，对着黄宗羲的真迹临摹。他原本就善于模仿笔迹，这是当年被选入摹形司的原因之一。练了三天，已经能写出七八分像。然后开始“创作”。吴良给了大致的方向：要流露出对前明的怀念，但更多的是对百姓疾苦的关切；要承认清朝统治的既成事实，表达一种无奈的接受；要强调“天下”重于“一家一姓”，暗示为苍生计，可以妥协。张砚写得很痛苦。每写一个字，都觉得自己在玷污什么。黄宗羲是他敬重的人，那样一个坚守气节、着述等身的大儒，现在却要被他这个无名小吏，用笔伪造出“软化”的姿态。但他不得不写。第一首诗，他写了三稿才通过。吴良看了，指出几个问题：“‘故国’二字太重，改成‘旧京’；‘忍看’太悲愤，改成‘遥忆’；最后两句力道不够，要再加点‘为生民立命’的意思。”张砚改。改着改着，他忽然想起那些被修正的口供。当时他也是这样，一笔笔涂掉“不正确”的细节，改成“正确”的版本。原来，他们一直在做同样的事：修正记忆，修正文字。只不过，以前是对囚犯，对副本，现在是对天下闻名的大儒。区别在哪里？他找不到答案。二月初，完成了黄宗羲的“佚诗”七首。接着开始伪造傅山的书信。傅山以医术、书画着称，性格狂放。吴良要求模仿他给友人的信，谈论养生、书画，偶尔穿插对时局的感慨——要表现得豁达，看淡名利，甚至对朝廷的某些政策表示理解。张砚找了傅山的一些真迹书信来读。傅山的字确实狂，行草夹杂，大小错落，很难模仿。他练了五天，才勉强像个样子。写信时，他努力揣摩傅山的心态：一个经历国破家亡的老人，晚年专注于医术、学问，是不是真的会看淡一些事？是不是真的会在某些时刻，对当下的太平产生一丝认可？他不知道。他只能猜测。写完三封信，吴良很满意。“就是这个味道。要的就是这种‘似有若无’的态度。太明显了假，太隐晦了没用。要让人看了觉得：傅青主虽然不仕，但对朝廷也没那么抵触。”张砚没说话。他觉得自己像个裁缝，在给这些大儒量身定做“新衣”。衣服很合身，但穿衣服的人不知道，也不会穿。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后面更精彩！二月中旬，开始伪造顾炎武的日记片段。这是最难的。顾炎武以严谨着称，他的《日知录》考据精详，字字斟酌。要伪造他的日记，必须极小心，不能有丝毫破绽。吴良给了具体的指示：要伪造康熙二十一年到二十三年间的几则日记，那时顾炎武正在山西、陕西一带游历。内容可以写沿途见闻，民生疾苦，偶尔穿插对朝廷某些善政的观察——比如康熙减免赋税，比如治理河工。“关键是那种态度。”吴良说，“顾亭林是实干家，关心的是实务。让他笔下出现对具体政绩的认可，比让他写效忠的诗文更有说服力。”张砚读了大量顾炎武的着作。他不得不承认，顾炎武确实更关注实际问题，而非空洞的气节。在《天下郡国利病书》里，他详细记录各地利弊，目的是“经世致用”。那么，如果顾炎武看到康熙朝的某些政绩，会不会私下有所认可？也许会。但张砚知道，自己不是在还原可能的历史，是在创造需要的历史。他写了几则日记：“康熙二十二年三月十五，过平阳。见官府发种劝耕，民稍有起色。嗟乎，为政之道，在养民而已。”“二十二年八月初十，闻皇上南巡，视察河工。河患多年，能亲临督治，亦是良举。”“二十三年腊月廿三，客中逢小年。闻京城禁爆竹，防火灾。此令甚善，惜江南犹未行。”写完后，他自己读了一遍。文字像顾炎武，内容也合理。但如果顾炎武真看到这些，会承认是自己写的吗？恐怕不会。但没关系，只要别人相信就行了。二月廿五，所有“材料”准备完毕。吴良仔细审阅了一遍，做了些微调，然后让人拿去“做旧”——用特殊药水处理纸张、墨迹，让它们看起来像保存了多年的旧物。“这些材料，会通过不同渠道发现。”吴良对张砚说，“有的会出现在旧书摊上，有的会被某位官员‘偶然’找到，有的会由黄宗羲、傅山的‘故人’后代献出。慢慢流传开来，时间一长，就成真的了。”张砚问：“他们本人若否认呢？”“否认？”吴良笑了，“读书人的事，真真假假，谁说得清？他们可以说不是他们写的，但别人也可以说是他们忘了，或是他们不愿承认。这种事，从来就不是非黑即白。”张砚明白了。这是一种温水煮青蛙式的篡改。不直接强加，而是慢慢渗透，制造疑云，让真相变得模糊。三月初，博学鸿儒科的征召令正式颁布。名单张榜公布，黄宗羲、傅山、顾炎武等人的名字赫然在列，引起轰动。士林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朝廷的宽宏，有人说这是对遗民的最后一次招安，也有人说这些大儒绝不会应召。但与此同时，一些“传闻”也开始悄悄流传。有人说，看到过黄宗羲早年一首诗，里面有“莫道新朝非旧主”的句子。有人说，傅山给友人的信里，对朝廷的医政改革表示过赞赏。还有人说，顾炎武的日记里，记载了康熙南巡视察河工的见闻，评价颇为中肯。这些传闻起初只是零星出现，后来渐渐多了起来。有人质疑，有人相信，更多的人将信将疑。张砚在摹形司里，偶尔能听到两个年轻记录员私下议论这些事。他们很兴奋，觉得这是“人心思治”的迹象，连黄宗羲、傅山这样的人都开始转变态度了。张砚听着，一言不发。他知道这些“传闻”是怎么来的。每一句诗，每一封信，每一则日记，都是他亲手写下的。那些字句曾经在他笔尖流淌，现在却成了舆论场上搅动风云的利器。他想起库房里那本笔记上的话：“终不知谁摹谁形。”他现在明白了。他们摹的不仅是人的形，更是人的名，人的魂。把黄宗羲摹成一个“软化”的黄宗羲，把傅山摹成一个“通达”的傅山，把顾炎武摹成一个“务实”的顾炎武。而真的黄宗羲、傅山、顾炎武，也许永远不知道，自己的影子已经被修改、被涂抹，变成了另一个人。三月十五，吴良给了张砚一个新任务。“这些是初步表示愿意应召的士人名单。”他递过一份册子，“八十多人。你要做的，是给他们‘画像’。”“画像？”“嗯。根据他们的背景、着述、交游，推测他们的性格、弱点、诉求。谁会为了名利而来，谁会为了理想而来，谁可能表面顺从内心不服，谁可能真心归附。”吴良说，“画得越细越好。这是下一步‘规训’的依据。”张砚翻开册子。第一个名字就是沈明德，那个苏州书生。后面跟着简注：“家境清寒，母病，需银钱。可许以厚赠，助其母医病，当感恩戴德。”第二个名字他不认识，注着：“自负才学，屡试不第，怀才不遇。可许以翰林清贵之职，满足其虚荣。”第三个：“家道中落，亟需重振门楣。可暗示若合作，子弟科举可得照应。”，！张砚一页页翻下去。每个人都被简化为几个关键词：需求、弱点、可操控之处。像货物一样被评估、分类、定价。他忽然觉得恶心。这些是活生生的人，有血肉，有情感，有抱负。但现在，在摹形司的档案里，他们只是一堆需要被“处理”的数据。而他，张砚，是那个做数据分析的人。“怎么？不舒服？”吴良看他脸色不对。“没有。”张砚摇头，“只是……觉得有点……”“有点不入道？”吴良替他说了，“张砚，你得明白，朝廷取士，从来就不只是看才学。德行、心性、忠诚，这些更重要。咱们做的，就是帮朝廷看清这些人的心性，确保选上来的人，是真正可用的。”“可用……”张砚重复这个词。“对，可用。”吴良说，“就像工匠选材，要选合用的木头。歪的、朽的、有虫眼的，再好也不能用。咱们就是那个选材的人。”张砚没再说话。他开始“画像”。每看一份资料，他就在脑子里勾勒这个人的形象：他的成长环境，他的读书经历，他的挫折与渴望，他的弱点与软肋。然后写下判断：此人可如何引导，可如何控制，可如何“规训”。他写得很熟练。十年摹形司的工作，让他对人的观察变得敏锐而冷酷。他能从一首诗里看出作者的怨气，从一封信里读出言外之意，从一段生平里推测出性格缺陷。但他越写，越觉得自己在犯罪。不是法律上的罪，是某种更深的罪——他在用他的笔，他的观察力，他的理解力，去剖析、算计、操控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这些人，可能还在家乡苦读，满怀希望地等待朝廷的征召，以为自己将要施展抱负，为国为民。他们不知道，在踏入京城之前，已经有人把他们里里外外看了个透，准备好了对付他们的法子。三月廿八，张砚完成了所有“画像”。八十多份，每份少则半页，多则两页，把每个人都剖析得清清楚楚。他把厚厚一摞文稿交给吴良。吴良翻看着，不时点头。“不错。尤其是这几个，”他抽出几份，“分析得很透。这样的人，只要对症下药，不难掌控。”张砚看着那几份。是他写得最详细的，也是他觉得自己最“入戏”的——他几乎能想象出这些人的模样，说话的语气，思考的方式。他把自己代入得太深了。“累了就去歇歇。”吴良说，“接下来还有硬仗要打。这些人陆续进京后，咱们要一个个接触，一个个‘规训’。那才是真功夫。”张砚点头告退。走出屋子时，春日的阳光很好，照得院子里暖洋洋的。那棵老槐树冒出了嫩芽，点点新绿。但他只觉得冷。回到住处，他打了盆水，用力洗手。洗了一遍又一遍，指甲缝都搓红了。可他还是觉得，手上沾着洗不掉的东西。那天夜里，他又梦见了那些大儒。梦见黄宗羲坐在他对面，看着他，眼神悲悯：“年轻人，你可知你在做什么？”他想回答，但说不出话。梦见傅山狂笑着，把一叠纸扔在他脸上：“假货！全是假货！”梦见顾炎武摇摇头，转身离去，留下一句话：“后世自有公论。”他惊醒过来，浑身冷汗。窗外月光如水，静静地照着这个寂静的春夜。张砚坐起身，看着自己的手。这双手，临摹过黄宗羲的笔迹，伪造过傅山的书信，编造过顾炎武的日记。它们很干净，指甲修剪整齐，没有墨渍。但他知道，有些污迹是洗不掉的。不是墨，不是血，是别的东西。一种更深，更暗，更顽固的东西。他躺回去，闭上眼睛。明天还要继续。月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出斑驳的影子。那些影子摇曳着，扭曲着，像无数张脸的轮廓。在哭，在笑，在沉默。：（）世界名着异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