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三十三年,山东蝗灾。七月里,济南、东昌、兖州三府,蝗虫遮天蔽日地来,像一片移动的黑云,落在哪里,哪里的庄稼就只剩光杆。官府组织人力扑打,设坛祭神,都不顶用。到了八月,饥民开始流窜,有的往南,有的往北。摹形司里,张砚从邸报上看到这些消息时,并没太在意。天灾年年有,不是旱就是涝,不是蝗就是雹。他已经习惯了从文字里看人间的苦难,隔着一层纸,再惨也像戏。八月廿三,吴良把他叫到跟前,桌上摊着山东巡抚的密奏。“看看这个。”张砚拿起密奏。是山东巡抚李炜八月初十发出的,说东昌府聊城县,有“奸民”假借朱三太子名号聚众,煽动饥民抢粮。已派兵围剿,擒获为首者三人,俱称“朱三太子”。“三个?”张砚抬头。“嗯。”吴良手指在桌上敲了敲,“都说是朱三太子。一个在城南粥厂煽动抢粮,一个在城隍庙讲劫富济贫,还有一个……在县衙门口喊冤,说自己是前明皇子,要见知县。”张砚觉得荒诞。同一个县,同一天,冒出三个朱三太子。“是巧合?还是有人故意?”“不管是不是故意,这事不能放任。”吴良说,“山东离京近,饥民又多,万一闹起来,不好收拾。朝廷的意思是,要快刀斩乱麻。”“怎么斩?”吴良从抽屉里取出三份卷宗,推过来。“咱们的人,也该动动了。”张砚翻开卷宗。是三份“副本”的档案,编号分别是戊字二十三号、戊字二十四号、戊字二十五号。都是今年春天新成的,还没来得及派过任务。“把他们放出去?”张砚问。“嗯。放去聊城。”吴良说,“三个都放。让他们去接触那三个朱三太子,摸清底细,搅乱局面,给官兵创造机会。”张砚明白了。这是以假乱真,用摹形司的副本,去对付民间自发的冒充者。让真的假的混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官府才好一网打尽。“可三个副本……会不会互相干扰?”他问。“要的就是干扰。”吴良笑了笑,“水浑了,才好摸鱼。”九月初一,三个副本从摹形司出发。张砚没见到他们出发的样子,只听说是一早从后门走的,各走各的路,装扮成不同身份:一个扮行商,一个扮游方郎中,一个扮投亲的秀才。九月初十,山东的消息陆续传回。第一个消息:聊城那三个“朱三太子”,都被关进了县衙大牢。但他们各说各的,互不承认,都咬定自己才是真的。知县审得头疼,上报府衙。第二个消息:戊字二十三号(行商)到了聊城,在城南一家客栈住下,开始接触饥民中“有想法”的人,暗示自己“上头有人”,可以带他们干大事。第三个消息:戊字二十四号(郎中)在城隍庙附近摆摊,免费给饥民看病,趁机宣扬“真龙未死,早晚复位”。第四个消息:戊字二十五号(秀才)直接去了县学,找那些穷书生谈诗论文,偶尔“不慎”流露出前朝遗民的家国情怀。张砚每天整理这些消息,写成简报,交给吴良。吴良看得很仔细,不时用朱笔批注:“二十三号进展顺利,可加码。”“二十四号太露,需收敛。”“二十五号切入点佳,继续。”九月廿五,事情起了变化。山东来的密报说,聊城大牢里那三个“朱三太子”,突然开始互相指认。一个说另一个是“清廷走狗”,一个说第三个是“江湖骗子”,第三个说前两个都是“冒牌货”。吵得不可开交,连狱卒都懒得管。与此同时,城里的三个副本,也开始察觉到彼此的存在。戊字二十三号(行商)报告:“城内似有同道,言行可疑,疑为官府细作。”戊字二十四号(郎中)报告:“遇一商人,暗中笼络饥民,恐是同行,需警惕。”戊字二十五号(秀才)报告:“书生聚会中,有人言谈间试探前朝事,或为同类,或为陷阱。”张砚看着这些报告,觉得像在看一场荒诞的戏。三个被派去搅局的副本,现在互相怀疑,互相试探,都以为对方是敌人,却不知道他们其实是同一边的。他把报告交给吴良。吴良看了,没说话,只是提笔写了道命令:“令三人暂勿接触,各司其职,待命。”命令传去山东。但三天后,新的报告来了——三个副本,还是碰上了。是在城隍庙的庙会上。那天是十月初一,聊城有庙会,饥民、商贩、闲人都聚在那儿。三个副本不约而同都去了:二十三号去打探消息,二十四号去义诊,二十五号去“偶遇”书生。结果在庙会上,三个人打了个照面。报告是二十三号先送回的:“庙会见二人,一郎中一秀才,皆可疑。郎中义诊时,与饥民言‘真龙’,秀才与书生谈‘气节’。此二人恐为真党,或为官府诱饵。请示下。”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后面更精彩!接着是二十四号的报告:“庙会见行商、秀才。行商鬼祟,秀才清高,皆似有所图。此二人或为同路,或为敌手,难辨。”最后是二十五号:“庙会见商、医二人。商言利,医言仁,皆似有隐情。疑此二人亦为‘朱三太子’而来,不知是友是敌。”张砚读着这些报告,想象那个场景:三个长相不同、装扮不同、但脑子里装着相似记忆的人,在熙熙攘攘的庙会上相遇,互相打量,互相猜测,都觉得自己在执行秘密任务,都觉得对方可能是敌人。他们不知道,他们其实来自同一个地方,受命于同一个人。吴良看完报告,沉默了很久。最后说:“让他们继续猜。”“这样……不会出事吗?”张砚问。“出事才好。”吴良说,“就是要让他们乱,让聊城乱,让那些饥民、那些真真假假的朱三太子,都乱成一锅粥。乱了,官兵才好动手。”十月初八,山东来了急报:聊城出事了。三个副本中的两个——二十三号(行商)和二十四号(郎中)——在城西一家茶馆里,当众吵了起来。起因是二十三号在茶馆里跟几个饥民说,自己有门路能弄到粮食,但要“有志之士”相助。二十四号正好在隔壁桌喝茶,听见了,冷笑一声,说:“如今这世道,骗子真多。”二十三号不悦,问:“你说谁是骗子?”二十四号说:“谁接话就是谁。”两人吵起来,越吵越凶。二十三号说二十四号是“江湖郎中,懂什么大事”。二十四号说二十三号是“奸商,专骗穷人”。最后二十三号拍桌子:“你知道我是谁吗?”二十四号也拍桌子:“你知道我是谁吗?”茶馆里的人都看热闹。有人起哄:“你们谁啊?报上名来!”两人对视一眼,都闭了嘴。但眼神里的敌意,藏不住。这件事很快传开。饥民中间开始议论:城里来了两个怪人,一个像商人,一个像郎中,都神神秘秘的,都说自己能“干大事”。十月初十,更糟的事来了。二十五号(秀才)去县学参加诗会,酒后“失言”,念了句诗:“山河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有书生问这诗何解,他叹口气,说:“你们年轻,不懂。”这话传到县衙,知县起了疑,派人暗中盯着二十五号。十月十二,三个副本都察觉到被监视了。二十三号报告:“近日有生面孔在客栈外徘徊,疑为官差。”二十四号报告:“义诊时总有人问东问西,似在试探。”二十五号报告:“县学同窗突然疏远,恐已暴露。”吴良接到报告,下了新命令:“令三人设法接触大牢中那三个‘朱三太子’,摸清底细,必要时可协助他们。”张砚不明白:“协助?怎么协助?”“帮他们越狱。”吴良说。“越狱?”张砚一惊,“那不会更乱吗?”“就是要乱。”吴良说,“牢里那三个,是民间自发的,没经过训练,容易控制。把他们放出来,和咱们这三个副本搅在一起,六个人,六个‘朱三太子’,聊城会变成什么样?”张砚想象那个场景:六个自称朱三太子的人,在饥民遍地的县城里活动,互相指认,互相拆台,吸引官府的全部注意力。而真正的官兵,就可以趁乱收拾局面。这计策太毒了。十月十五,三个副本开始行动。二十三号买通了一个狱卒的家眷,往大牢里递消息,说“外面有兄弟接应”。二十四号利用义诊的机会,接触到一个狱卒的老母亲,治好了她的咳嗽,狱卒感激,答应帮他“捎句话”。二十五号更直接——他在诗会上“偶遇”知县的一个师爷,送了一幅自己画的山水,画上题诗暗藏玄机。师爷是明白人,收了画,答应“行个方便”。十月二十,聊城大牢出了事。不是越狱,是更荒诞的事——牢里那三个“朱三太子”,开始绝食。狱卒上报,说三人都不吃饭,说要“以死明志”,证明自己才是真的。知县亲自去劝,三人异口同声:“除非皇上亲审,否则不吃。”知县气笑了:“皇上审你们?你们配吗?”三人又吵起来。一个说:“我乃崇祯皇帝三子,怎么不配?”另一个说:“我才是!你是冒牌货!”第三个说:“你们两个都是假的!”狱卒在旁边看着,直摇头。这件事传到民间,饥民们议论得更凶了。有人说牢里的是真太子,有气节;有人说都是假的,演戏呢;还有人说,城里还有太子,不止三个。十月廿五,事情到了高潮。二十三号(行商)在城南粥厂附近,聚集了三十多个饥民,说要带他们去一个地方,有饭吃,有衣穿。二十四号(郎中)听说后,带着另一伙饥民赶去,两拨人在粥厂前对峙。二十三号质问二十四号:“你想干什么?”,!二十四号反问:“你想干什么?”两边的饥民也跟着吵。有人说跟商走,有饭吃;有人说跟郎走,能治病。正吵着,二十五号(秀才)也来了,带着几个书生,说要“以理服人”。三伙人,三个头领,在粥厂前吵成一团。饥民们看着,糊涂了。这三人,看着都不像一般人,都说自己能带大家过好日子,可彼此又不对付。到底该信谁?这时,有人喊了一句:“你们都说自己厉害,那你们知道朱三太子长什么样吗?”场面静了一瞬。二十三号先开口:“我当然知道。”二十四号说:“我也知道。”二十五号说:“三位不妨都说一说。”二十三号清了清嗓子:“朱三太子,本名慈焕,崇祯皇帝第三子。甲申年出宫时,年十二,中等身材,面白,眉清目秀。”二十四号接着说:“左耳后有颗小痣,说话时习惯先抿嘴。”二十五号补充:“右手食指有一道旧疤,是幼时在御花园被猫抓的。”三人说完,互相看了一眼,都愣住了。他们说的,几乎一模一样。这不是巧合。这是他们脑子里被灌输的、关于“朱三太子”的标准记忆。饥民们听着,也愣了。这三人,说的细节都对得上,难道……都是真的?有人小声说:“会不会……朱三太子会分身?”有人反驳:“胡说什么!肯定是串通好的!”但更多的人,开始用怀疑的眼光打量这三个人。二十三号最先反应过来,指着二十四号和二十五号:“你们……你们是清廷派来的!你们背熟了太子的特征,来冒充!”二十四号也指着他:“你才是冒充的!”二十五号看着他们俩,忽然笑了:“我们都是冒充的。”这话一出,场面更乱了。十月廿八,山东巡抚李炜的急报送到京城。报上说:聊城局势已失控。民间现六个自称朱三太子者,三人在牢,三人在外。在外三人近日公开活动,吸引饥民数百,彼此攻讦,又似有默契。官府虽已增兵,但投鼠忌器,恐激起民变。请朝廷速决。吴良接到急报,立刻去见内务府总管。回来时,带了一道手令。“收网。”他对张砚说,“明天,山东那边动手。”“怎么收?”张砚问。“牢里那三个,以‘妖言惑众、煽动饥民’的罪名,就地正法。”吴良说,“咱们那三个副本……让他们死在乱中。”“死?”“嗯。让二十三号和二十四号在冲突中被杀,让二十五号自尽。尸体要留下,让百姓看见,让官府验明正身。”吴良说得很平静,“这样,聊城这场闹剧,就可以结束了。六个朱三太子,死了三个,逃了三个——死的当众死了,逃的再也不会出现。百姓没了念想,饥民没了头领,事情就平息了。”张砚听着,觉得一股寒意从脊背爬上来。三个活生生的人——虽然是副本,但也是活人——要被安排去死。而且死得要有价值,要能平息事态。“他们……知道吗?”他问。“不需要知道。”吴良说,“他们只需要按命令行事。”十一月初三,山东的消息传来。聊城城南,二十三号(行商)和二十四号(郎中)带着各自的饥民,在城门口“遭遇”官兵。冲突中,两人“奋勇抵抗”,被当场格杀。尸体悬挂城门示众。同一天,二十五号(秀才)在县学留下一封“绝命书”,说自己“报国无门,唯有一死”,然后在住处自缢。牢里那三个,也在同一天被押赴刑场,公开处斩。六个“朱三太子”,一天之内,全没了。聊城的饥民傻了。他们看着城门上悬挂的尸体,看着刑场上滚落的人头,忽然觉得,这一切像场梦。闹了这么久,死了这么多人,到底为了什么?没人说得清。十一月初五,山东巡抚的报捷文书送到京城。说聊城“逆党”已肃清,民心思定,局势平稳。皇上朱批:“知道了。善后事宜,着该抚妥办。”事情好像就这么结束了。但张砚知道,没那么简单。十一月初十,摹形司里,吴良让张砚整理这次行动的所有记录。“整理好后,封存。”吴良说,“除了咱们三个当事人,不要让别人知道详情。”“三个当事人?”张砚问。“你,我,还有山东那边具体执行的人。”吴良说,“其他人都只知片段,不知全貌。”张砚点头。他开始整理。记录很多:三个副本的档案,出发前的训令,途中传回的报告,山东的密报,最后的处置命令……厚厚一摞。他一份份看,一份份整理。看到三个副本的最后报告时,他停了很久。二十三号(行商)的最后一份报告,是十一月初二晚上发出的,也就是他死前一夜。报告很简单:“明日按计划行事。若有不测,无悔。”,!二十四号(郎中)的报告更短:“药已备好,可致假死。但恐有变。”二十五号(秀才)的绝命书副本也在其中。张砚仔细看,那字迹确实像二十五号的,但有些笔划的顿挫,和他平时写的不太一样。也许是临死前手抖?绝命书上写:“余本前明遗孤,流落江湖,苟活至今。今见民生多艰,官逼民反,心实痛之。然余力薄,不能救苍生,唯以一死,告天下人:朱明之气,未绝也。”写得很悲壮。但张砚知道,二十五号脑子里那些“前明遗孤”的记忆,都是被灌输的。他根本不是朱三太子,甚至不觉得自己是。他只是一个被制造出来的工具,按命令去死,死前还要演一场戏。而这场戏,观众是那些饥民,是聊城的百姓,是天下人。张砚放下绝命书,揉了揉太阳穴。他觉得很累,不是身体的累,是心里的累。十年了,他看过太多这样的事:人被制造,被使用,被销毁。像用过的工具,坏了就扔。可工具不会有记忆,不会有感情,不会在死前写下“心实痛之”。但副本会。他们会痛,会疑,会怕,会不甘。十一月十五,整理工作完成。张砚把所有记录装订成册,贴上封条,写上“康熙三十三年山东聊城案·绝密”,交给吴良。吴良接过,放进一个铁匣里,上了锁。“这次的事,你办得不错。”吴良说,“尤其是最后那些细节——二十三号和二十四号冲突的场面,二十五号绝命书的内容——都安排得很妥当。看着像真的。”张砚没说话。那些“细节”,确实是他根据山东传回的消息,加工、润色后报上去的。吴良需要一份“圆满”的报告,他就给了一份“圆满”的报告。至于真相……没那么重要。“累了就休息几天。”吴良说,“接下来要准备‘玄黄计划’了。那才是大事。”玄黄计划。张砚听吴良提过几次,但具体内容,吴良从没细说。只知道和朱慈焕有关,和“最后的处置”有关。“什么时候开始?”他问。“明年开春。”吴良说,“所以这个冬天,要把所有准备工作做好。该清的清,该埋的埋。”张砚明白“清”和“埋”的意思。摹形司这些年积累的东西太多,有些能留,有些不能留。在开始新的大事前,要把旧痕迹处理干净。十一月廿,北京下了第一场雪。张砚站在记录室窗前,看着雪花一片片落下。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叶子已经掉光了,枯枝在雪中显得格外嶙峋。他想起聊城那三个副本。他们死的时候,山东下雪了吗?也许没有。山东的雪,来得比北京晚。他想起二十三号最后那份报告:“若有不测,无悔。”真的无悔吗?一个被制造出来的人,活了不到一年,就被派去执行必死的任务。他死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是那些被灌输的“前明遗孤”的记忆?还是对这个世界短暂的一瞥?张砚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又参与了一场“清理”。用笔,用墨,用文字,把三个人的生与死,整理成一份整齐的档案,锁进铁匣。然后继续生活,继续工作,继续准备下一场“清理”。雪越下越大了。远处传来打更的梆子声,闷闷的,像敲在厚厚的雪上。张砚关上窗,回到桌前。桌上摊着明天要整理的旧档,墨已经研好了。他提起笔,蘸了墨。笔尖悬在纸上,久久没有落下。窗外,雪静静地覆盖着一切。覆盖着北京城,覆盖着聊城,覆盖着那些已经消失和即将消失的人和事。也覆盖着那些永远说不清的真相。张砚终于落笔,写下日期:康熙三十三年,十一月廿一。然后继续写,一个字,又一个。:()世界名着异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