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我确实写了,”她提高嗓门儿,言辞激烈,一五一十地把话都说了出来,“我确实写了信,我为何要否认呢?我没理由因此觉得羞耻。我就是希望他能帮帮我。我觉得,如果自己与他见个面,就能够从他那儿得到帮助,于是写信请求与他见面。”
“但是,为何要选在那个时刻呢?”
“因为我当时刚知道,他次日要去伦敦,并且有可能去很长时间。而我不能早一点赶到他那里也是事出有因的。”
“但是,会面的地点为何是在花园里,而不是在室内呢?”
“您觉得一个女人在那个时刻单独到一个单身男人家里去合适吗?”
“对啊,那您到那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根本没去。”
“劳拉·莱昂斯太太!”
“没去,我以自己视为神圣的一切向您发誓,我根本没去。中间出了点别的事情,弄得我没有去成。”
“什么事呢?”
“是件私事,我不能告诉您。”
“这么说,您承认您和查尔斯爵士约好的会面时间和地点,正是他去世的时间和地点,但同时又否认自己曾如约前往过。”
“这是实情。”
我反复询问她,但都未能了解到更多情况。
“劳拉·莱昂斯太太,”我一边说,一边站起身,结束了这次漫长而毫无结果的会面,“您没有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全部说出来,这样做不仅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还会让您自己置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如果到了非要警方出面干预不可的地步,那您就会发现自己的麻烦大了。如果您在本案中是清白的,那为何一开始否认出事那天给查尔斯爵士写过信呢?”
“因为我担心,人们会因此产生某种错误的推论,同时,也担心自己被卷入到一桩丑闻中去。”
“您为何迫切地要求查尔斯爵士把您写给他的信毁掉呢?”
“如果您看过那信,您就会知道原因了。”
“我并没有说自己看过整封信啊。”
“您引用了其中的一部分。”
“我引用了信的附笔。我说过了,信被烧毁了,上面的内容不能全部看出来。我再问您一遍,您究竟为何如此迫切地要求查尔斯爵士烧毁他在猝亡当天收到的来信?”
“这纯属我个人的私事。”
“那您就更要避免公开调查了。”
“那行,我就告诉您吧。如果您听说过我的悲惨经历,就会知道,我结婚时太过草率,并因此懊悔不已。”
“这些我都听说过。”
“我那令人厌恶的丈夫不时地虐待我,我的日子并不好过。法律也站在他那边,我每天都要面临被迫和他同房的可能性。写信的当天,我听人说只要我能付清几笔费用,就能重获自由。对我来说,自由简直代表着一切——心平气和,幸福美满,充满自尊——一切的一切。我知道,查尔斯爵士慷慨大方,心里想着,如果我能亲口把自己的苦楚告诉他,他就会帮助我的。”
“那您怎么又没去成呢?”
“因为当时,我从其他人那里得到了援助。”
“那么,您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查尔斯爵士,向他解释一下呢?”
“我本来是打算这么做的,但次日早上我就从报纸上看到了他的死讯。”
女人所说的情况前后相符,我把所想到的问题都提出来了,但毫无纰漏。我只能去核实一下,她向她丈夫提出离婚诉讼是否确实是在悲剧发生的时候,或者去查一查悲剧发生的时间。
如果她真的到过巴斯克维尔庄园,那她可能不会有胆量说自己没有去过,因为她要是去了那儿,就一定得乘马车,而且在第二天清早前是无法返回库姆特雷西的。这样的远行很难不被人发现。因此,她很可能说的是实话,或者说,她至少说出了一部分实情。
我返回了,态度茫然,神情沮丧,再次碰了壁,好像在每一条能让我到达任务终点的路上都有这么一堵墙壁似的。不过,当我回想起她的面容和举止时,我越来越觉得她还有些情况瞒着我。她的脸色为何变得那么苍白?她为何每次都先矢口否认,继而迫不得已时又会承认呢?悲剧发生之后,她为何会如此三缄其口?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绝非像她让我相信的那样清白。眼下我已无法再沿此方向继续前进,而必须返回到荒原上的石头房子去寻找别的线索了。
但是,这条线索也是十分含糊不清的。我在驱车返回的途中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注意到,群山连绵,显露着古人生活的痕迹。巴里摩尔就只说明了一点,即那个陌生人住在那些遗弃的小屋中的一幢里,这一带的荒原上,零零散散有成百上千幢小屋。但是,我亲眼见识过的,那人站立在黑色的岩岗上,可以以此作为参照。如此说来,我应该以此为中心展开搜寻,一幢一幢地查看过去,直到找到那一幢为止。如果那人在里面,我就会要他亲口说出他是谁,为何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跟踪我们。必要时,我甚至会用手枪逼着他说。在人多混杂的摄政街上,他可能从我们面前溜走,但在人烟稀少的荒原上,他恐怕逃跑无路吧。如果我找到了那幢小屋而那人又不在里面,无论要熬到多晚,我都一定会守在那里,一直等到他回来为止。在伦敦,福尔摩斯让他溜掉了。我如果能在自己的大师同伴失败后逮住他,那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啊。
调查过程中,我们的运气一直不佳,但是,现如今,我终于时来运转了,给我带来好运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弗兰克兰先生。他胡子花白,脸色红润,正站在他家面朝我要经过的大路的花园门口。
“您好啊,华生医生,”他异常亲切地和我打着招呼,“您确实得让您的马匹休息一会儿才是啊,进来喝一杯,庆贺一下我吧!”
我在听说了他对待自己女儿的态度之后,对他就没有什么好感。不过,我当时正急于要打发珀金斯赶着马车回家去,因而这是一个大好机会。我下了马车,给亨利爵士写了个便条,说我步行着回去,应该刚好能赶上晚饭。然后,我就跟在弗兰克兰先生后面,走进了他家的餐厅。
“对我而言,这是个很了不起的日子啊,先生——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大喜日子,”他大声说着,咯咯地笑个不停,“我了却了两桩事情,就是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地方的那些人,让他们知道法律就是法律,这儿还真就有这么一个不害怕诉诸法律的人。我已经确认了一项道路通行的权利,道路穿过老米德尔顿家园林的中心,正好从里面穿过,先生,离他家前大门不超过一百码。对于这事,您是怎么看的?我们要好好教训教训那帮大人物,要让他们知道,平民的权利也是不能任意践踏的,那些浑蛋!还有就是,我把那片弗恩沃西人常去野餐的树林给封闭掉了。那些人无法无天,好像觉得世界上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产权问题,感觉他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带着报纸和酒瓶。这两桩事情都有了结果了,先生,都是判我胜诉。自从约翰·莫兰爵士因在自己的鸟兽畜养场开枪而被我告发以来,我还没有哪天过得像今天这么开心呢。”
“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请您查看一下这些法庭记录簿吧,先生,很值得一看的——弗兰克兰诉莫兰,女王法庭[67]。这场诉讼案花费了我二百英镑,不过最后还是我胜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