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出门时,有一辆马车从我们身边驶过,福尔摩斯叫停了马车。
“到沃灵顿有多远?”他问。
“只有大概一英里,先生。”
“很好,跳上来,华生。我们必须趁热打铁。这个案子虽然简单,但其中有一两个非常重要的细节。路过电报局时停一下,车夫。”
福尔摩斯发了一封简短的电报,然后一直坐着,靠在马车的座背上,帽子斜盖到鼻子上,以便挡住迎面的太阳。车夫在一幢住房前停了下来,房子与我们刚才离开的那一幢有点相似。我的同伴要求车夫等一等,他正要举手叩门环,门突然打开了,一位表情严肃的年轻绅士出现在台阶上,只见他穿一身黑衣,戴了一顶闪闪发亮的帽子。
“库欣小姐在家吗?”福尔摩斯问。
“萨拉·库欣小姐病得很严重,”年轻绅士说,“她从昨天开始患了严重的头痛病,痛苦不堪。作为她的医生,我不允许任何人见她。建议您十天之后再来。”他戴上手套,关上了门,然后大步走向街道。
“得了,不能见就不见。”福尔摩斯说,一副兴致勃勃的样子。
“或许她不能够也不会告诉你多少东西。”
“我不希望她告诉我什么东西,只是想要看看她。不过,我觉得,我已经知道自己想要知道的东西了。送我们到一家像样的旅馆去,车夫,我们可以在那儿用午餐,然后到警察局去看朋友莱斯特雷德。”
我们一块儿吃了一顿美味的午餐,其间,福尔摩斯不说别的,只谈小提琴,眉飞色舞地讲述他如何买到了自己那把斯特拉迪瓦里制造的提琴[18]。那把提琴至少值五百个几尼[19],但他花五十五先令就从托特纳姆宫廷路的一个犹太代理商那儿买到了。他接着又谈到了帕格尼尼[20]。我们待了一个小时,一边喝着红葡萄酒,他一边给我讲述着那个不平凡的人物的各种奇闻逸事。下午的时间过得很快,灼热耀眼的阳光消退了,迎来了柔和的晚霞,我们这才到了警察局。莱斯特雷德在门口等着我们。
“有您的一封电报,福尔摩斯先生。”他说。
“哈!是回过来的电报!”他拆开电报,看了一下,然后揉成一团放进衣服口袋。“这就对了。”他说。
“您查明了什么情况吗?”
“我查明了所有情况!”
“什么?!”莱斯特雷德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一脸惊愕,“您是在开玩笑吧?”
“我生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严肃认真来着。这是一桩骇人听闻的犯罪案件,我认为,自己已经把每一个细节都弄清楚了。”
“那罪犯是谁呢?”
福尔摩斯在自己带来的一张名片的反面草草写了几个字,接着扔给莱斯特雷德。
“这是名字,”他说,“您最早明天晚上才能施行逮捕。关于本案,您最好不要提及我的名字,因为我只选择介入破解起来有些困难的犯罪疑案。走吧,华生。”我们一同昂首阔步地走向火车站,莱斯特雷德盯着福尔摩斯扔给他的名片看,脸上堆满了喜悦。
“这桩案件,”当天晚上,我们在贝克大街自己的寓所里闲聊时,福尔摩斯说,“要说起来的话,属于过去的那一种。当初你以《血字的研究》和《四签名》为题叙述了一些侦破的案件,其中,我们被迫从结果朝着原因推理。我写了信给莱斯特雷德,要求他给我们提供我们所缺乏的细节问题,而那些东西只有等到罪犯被捕以后才能搞到。因为虽然他完全缺乏推理的能力,但他一旦明白自己必须做什么之后,便会像一条斗牛犬一样,坚韧不拔,紧追不舍。事实上,他也是凭着那么一股韧劲让自己成了苏格兰场的高层。”
“这么说来,你的案子还没有完结,对吧?”我问。
“可以说基本上结束了。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件令人发指的事情系何人所为,不过有一位受害者我们还没有找到。当然,可以提出结论了。”
“我估计,那个在利物浦船上当差的吉姆·布朗纳就是你怀疑的人吧?”
“噢!可不仅仅是怀疑啊。”
“不过,除了一些很模糊的迹象,我还看不出什么真凭实据。”
“恰恰相反,在我看来,事情已经再清楚不过了。我把主要的过程梳理一遍吧。你还记得,我们接近这个案件时,心里面还是一片空白,而这往往是办案的一个优势,因为我们还没有形成任何看法,而只是去观察,再通过观察得出一些推断。我们首先看到了什么?一个和蔼平静而又庄重体面的小姐,似乎对任何秘密都浑然不觉,而一张照片让我明白了,她有两个妹妹。我的头脑里面瞬间闪过一个念头,纸板盒说不定是寄给两个妹妹中的一个的。我把这个念头暂时搁置在一边,等到有闲暇的时候来加以否定或者证实。然后,你还记得,我们进了小花园,于是,我们看到了那个黄色小纸板盒里面那些古怪离奇的东西。
“那段绳子是船上修帆工使用的那种,瞬间,我们的调查中呈现了一片海域。我注意到,那个绳子的结头是海员通常喜欢打的那种式样,包裹是从一个海港寄出的,而那只男人的耳朵穿过耳环孔,这种情况在海员中比在陆地上的人要普遍得多。这时候,我可以确定,这个悲剧中的所有演员可以在出海的人中找到。
“当我查看包裹上的姓名地址时,发现邮件是寄给S。库欣小姐的。啊,年龄最大的姐姐当然是库欣小姐,尽管她名字的首字母是‘S’,但也可能是指另外一个妹妹呢[21]。如果是这么一种情况的话,我们就得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重新开始调查。因此,我进入住宅里,想要弄清楚这个问题。你可能还记得,我正要实话告诉库欣小姐,说我相信事情有误时,突然就打住了。因为我刚刚看到了某个东西,令我惊诧不已,同时,这也大大地缩小了我们的调查范围。
“作为医生,你很清楚,华生,人体的器官没有任何一部分像耳朵这样千差万别。作为一个规律,每一只耳朵都是独一无二的,跟所有别的都大相径庭。在去年的《人类学》杂志上,你可以找到我写的两篇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因此,我用一个专业人员的眼光仔细观察了盒子里的两只耳朵,同时细心地注意了其解剖学特征。我看着库欣小姐时,发现她的耳朵和我先前刚刚观察过的女性耳朵十分对应,你想想看,我有多么惊讶。这件事情绝不是什么巧合。耳翼都很短,上耳的弯曲度也都很大,内耳软骨的盘旋方式也很相似。在基本的构造上,简直就是同一只耳朵。
“当然,我立刻就明白了这个发现的极端重要性。很显然,受害者是她的血亲,而且说不定血缘关系还很近,于是,我开始和她聊她家里面的事情,而且你也记得,她立刻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情况。
“首先,她妹妹的名字叫萨拉,不久前,妹妹的地址就是这个,所以,很显然,这样就产生了误解,实际上,这个包裹是寄给她妹妹的。然后,我们就听说了那个在船上当差的人的事,而且娶了另外一个妹妹,同时得知,他曾经一度与萨拉小姐的关系很密切,萨拉小姐实际上到了利物浦,以便和布朗纳夫人更近一些,但后来发生了吵架拌嘴的事,致使她们分开。几个月来,她们断绝了一切通信,所以说,如果布朗纳有包裹要寄给萨拉小姐,他毫无疑问会寄到原先的地址去。
“这样一来,事情就非常圆满地解释清楚了。我们知道,那个在船上当差的是个遇事很冲动的人,充满了**——你记得的,他为了和妻子在一起,不惜抛弃非常优厚的在远洋轮上的职位——而且有时候酗酒。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妻子已经被杀害了,而且有个男人——可能是个漂洋过海的人——也遭到了杀害。当然,我们立刻就会想到,嫉妒是导致杀人的动机。但是,这些犯罪的证据为何要寄给萨拉·库欣小姐呢?可能是因为,在她居住在利物浦期间,她插手了导致这场悲剧发生的一些事情。你会注意到,那条航线上的船只会在贝尔法斯特、都柏林[22]和沃特福德[23]靠岸。因此,假定布朗纳干了那件事,而且立刻上了‘五朔节’号轮船,那么,贝尔法斯特就是他邮寄那个恐怖的邮包的首选地。
“事情到了这地步,另一种解释显然也是说得通的,尽管我认为,可能性极小,但我决定要弄清楚,然后进一步深入下去。某个求爱不成者把布朗纳先生和夫人杀害了,那只男性的耳朵可能是丈夫的。这种解释存在有很多严重的漏洞,但也有可能存在。于是,我给在利物浦警察局任职的朋友阿尔加发了个电报,请求他查一查,布朗纳夫人是否在家,布朗纳是否乘着‘五朔节’号离家了。然后,我们接着再去沃灵顿走访萨拉小姐。
“首先,我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想要去看一看,家族的耳朵形状在多大程度上遗传到了她的身上。其次,当然,她有可能给我们提供非常重要的信息,但我对此并不是很乐观。她头一天就一定听说了这件事情,因为整个克洛伊登已经传得满城风雨了,而且只有她明白那个包裹是寄给谁的。如果她站在正义的一方,她或许就已经与警方取得联系了。然而,我们显然有义务去见她,于是,我们这就去了。我们发现,收到包裹这件事——因为她的病就是从当时开始的——对她有了影响,她患上了脑炎病。这已再清楚不过了,她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但同样很清楚,我们应该等待一段时间,等着她来助我们一臂之力。
“不过,我们实际上并不需要她帮忙。我们要的结果在警察局等着呢,因为我嘱咐阿尔加把结果送到那儿去。情况再明显不过了,布朗纳夫人的住处关门闭户已经超过三天了,邻居认为,她到南部走亲戚去了。这些从船运公司得到了证实,布朗纳登上‘五朔节’离开了,因此,我认为,船明天晚上会到达泰晤士河。等到他到达了之后,迎接他的就是迟钝而又坚定的莱斯特雷德。到时,毫无疑问,我们便可以补充全部细节了。”
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希望并没有落空。两天之后,他收到了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里面有一封那个侦探写的短信,还有一份占了几张大裁纸篇幅的打印材料。
“莱斯特雷德已经逮住他了,”福尔摩斯看了我一眼说,“你或许有兴趣听听他说了一些什么。
尊敬的福尔摩斯:
根据我们事先制定的验证我们提出的假设的方案(‘华生,这个“我们”用得挺妙的,对不对?’),我昨天下午六点钟去了阿尔伯特码头,登上了属于利物浦-都柏林-伦敦轮船公司的S。S。‘五朔节’号船。经过了解后发现,船上有个名叫詹姆斯·布朗纳的乘务员,此人在船舶航运期间表现异常,船长无奈之下解除了他的职务。我下到了他的住舱后发现,他坐在一只箱子上,两只手托着脑袋,身子前后摇摆着。他是个人高马大、身强力壮的人,脸修理得很干净,皮肤黝黑——有点像阿尔德里奇,就是在冒牌洗衣店案中帮过我们忙的那位。他听说我的来意后就跳了起来,我立刻吹响了警哨,召来了埋伏在附近一角的两位水上警察,但他似乎完全泄气了,闷声不响地对着手铐伸出了双手。我们把他带到监禁室,并把他的箱子也带上了,因为我们觉得,里面可能会有证明其有罪的东西,但是,除了一把大多数水手都有的大尖刀之外,没有拿到什么有用的东西。不过,我们发现,我们并不需要什么更多的证据,因为带到警察局的督察面前之后,他就要求招供,当然他说的内容都由我们的速记员记下来了。我们一共打印了三份,其中一份我已随信附上。正如我预料的那样,情况非常简单,但我非常感谢您对我调查中提供的帮助。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