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将三张纸按顺序叠好,夹进了一个蓝色的塑料病历夹中。
病历夹的封面是空白的,她用签字笔在右上角写了一个日期:6月13日。
没有写患者姓名,没有写病历号,没有写任何可以将这份资料和她本人关联起来的信息。
她将病历夹放进了白大褂内侧的口袋里。那个口袋的深度刚好可以容纳一个标准尺寸的病历夹,不会从外面看出来。
然后她开始清理实验现场。
所有使用过的冻存管、离心管、移液枪头、棉签,全部放入生物废弃物袋中密封。
工作台用百分之七十五的酒精擦拭两遍。
离心机的转子取出清洗。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的进样针用甲醇冲洗三次,流动相瓶中的残余液体倒入废液桶。
工作站上的色谱数据她在导出备份后从本地删除,并清空了回收站。
实验记录本她带走。
整个清理过程耗时约二十分钟。
完成后她站在研究室中央环顾四周,确认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研究室恢复到了她进来之前的状态,唯一的区别是垃圾桶里多了一袋密封的生物废弃物,但那在研究室里是再正常不过的东西,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她关灯,开门,走进走廊。走廊里仍然只有应急灯的光,空无一人。她将门重新锁好,沿着走廊走向电梯。
电梯门关上后,她独自站在狭小的轿厢里,右手伸进白大褂内侧的口袋,手指触碰到了那个蓝色病历夹的边缘。
她的嘴唇动了一下,发出了一个只有她自己能听到的声音。
“我需要更多样本。”
这句话的语气和她在门诊对患者说“您需要做一个宫颈涂片检查”时的语气一模一样:平静、专业、不带任何个人情绪。
她没有说“我需要报警”,没有说“我需要找人帮忙”,没有说“我需要和丈夫谈谈”。
她说的是“我需要更多样本”。
因为在她的认知体系中,样本是一切的基础。
没有足够的样本量,就无法确定药物的暴露频率。
没有暴露频率的数据,就无法推算施药者的行动规律。
没有行动规律的分析,就无法锁定嫌疑人。
没有锁定嫌疑人,报警就是一个没有靶点的射击。
而她,是一个从不浪费子弹的人。
电梯到达地下一层。
门打开,她走向自己的车。
白大褂口袋里的病历夹贴着她的身体,纸页的边缘隔着衬衫的面料抵在她的肋骨上,带着一种微凉的、坚硬的触感。
病历夹最上面那张纸的右上角,写着一个日期。
六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