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靠在椅背上,抬头看着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管。
灯管的光线是冷白色的,照在她短发利落的侧脸上,勾勒出颧骨和下颌线的清晰轮廓。
她今年四十一岁,不施粉黛的面容上有细微的法令纹,但整体轮廓仍然紧致。
E罩杯的胸部在白大褂下面不太显眼,因为她习惯穿宽松的款式。
“还有什么我遗漏的。”
她对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然后开始逐一检查。
“六月十日当天,除了苏逸之外,还有谁进入过我的诊室?上午的门诊结束后我在诊室吃了午饭,午饭是食堂打包的,吃完后我把餐盒扔了。下午一点半护士小张送了一份检验报告进来,停留不到一分钟。两点零五分苏逸来取钥匙,停留约三分钟。之后直到我出现症状,没有其他人进入诊室。”
“护士小张。”她在脑海中快速评估了一下这个可能性,然后摇了摇头。
“小张在这个科室工作了四年,我对她的了解足够排除这个可能性。而且她送报告进来的时间是一点半,如果她投放了什么东西,药物应该在两点之前就开始起效,但我的症状是在两点十五分左右才出现的。时间线不匹配。”
“所以在时间窗口内有机会接触我饮用水源的非常规来访者,只有苏逸一个人。”
她将这个结论在心中确认了一遍,但没有说出来。
她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边。
研究室的窗户朝东,窗外是医院的内部庭院,庭院里种着几棵桂花树,六月底还没有到花期,只有浓密的深绿色叶片在路灯的光照下泛着暗沉的光泽。
更远处是住院部大楼的背面,零星的窗户还亮着灯,那是值夜班的护士站和偶尔需要夜间监护的病房。
她看着窗外的夜景,双手插在白大褂的口袋里。
她对自己说:“周淑芬,你现在面对的情况是这样的。你有一个高度可疑的嫌疑人,但你没有直接证据。你有药物检测结果,但你不知道这种药物的名称、来源和获取渠道。你有身体上的创伤记忆,但这些记忆是碎片化的,无法作为完整的证人证词使用。”
她从窗边转回来,重新坐到实验台前。
“如果我现在报警,会发生什么。”
她开始推演。
“警方会要求我提供证据。我能提供的是两份检测报告和一张来访登记表。检测报告可以证明我体内存在不明化合物,但不能证明这种化合物是谁投放的。来访登记表可以证明苏逸在特定时间进入过我的诊室,但不能证明他做了什么。警方需要的是直接证据:监控录像、目击证人、或者在苏逸身上找到同种药物。”
“监控录像。”她想了一下。
“诊室内部没有监控摄像头。走廊上有,但走廊摄像头只能拍到苏逸进出诊室的画面,拍不到诊室内部的情况。而且医院的监控录像保存周期是三十天,今天是六月三十日,六月十日的录像可能已经被覆盖了。”
她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即使录像还在,它也只能证明苏逸进入了诊室,不能证明他在诊室里做了什么。这和来访登记表提供的信息是重复的。”
“目击证人。没有。那三分钟内诊室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
“在苏逸身上找到同种药物。这需要警方对他进行搜查。但搜查需要搜查令,搜查令需要法官签发,法官签发需要合理的怀疑依据。而我目前能提供的怀疑依据不够充分。一个高中生来医院帮同学取钥匙,这是一个完全正常的行为。仅凭他在特定时间出现在特定地点,不足以构成搜查令的签发依据。”
她将这条推演链走到底之后,得出了一个她已经预料到的结论。
“报警在目前阶段不是最优选择。”
她的语气在说出这个结论时没有任何遗憾或沮丧。
这不是因为她不想追究,而是因为她的理性告诉她: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报警,不仅不能达到目的,还会打草惊蛇。
如果苏逸真的是那个人,一旦他知道有人在调查他,他会销毁证据、切断药物来源、甚至可能对她采取进一步的威胁行动。
而且报警意味着这件事将不再是她一个人的秘密。
警方、检察院、法院,每一个环节都有信息泄露的风险。
她是魔都协和医院的妇科主任医师,她的名字和“被下药迷奸”这几个字出现在同一份案件卷宗里,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她的职业生涯都将遭受不可逆的损害。
她对这个现实的认知是清醒的、冷酷的、没有任何自我欺骗成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