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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侍郎魏蒙广斗牛欠下巨债（第1页）

魏县收到征粮令的那天，李浩坤正在县衙里帮县丞处理积压的公文。县令告老还乡已经有些日子了，朝廷的任命迟迟没有下来，衙门里的事暂由县丞代管，但县丞一个人忙不过来，便请了县里有名望的几位乡绅轮流帮忙。李浩坤作为李家当家人，自然也在其中。

征粮令是由驿卒快马送来的，蜡封的竹筒上盖着户部的官印。县丞拆开看了一遍，脸色就变了，赶紧把李浩坤和几位乡绅请到后堂。征粮令上的措辞严厉——西境战事紧急，各州县按存粮多寡征调粮草，限十日内送达京城，不得延误。县丞念完了命令，后堂里安静了一瞬。几位乡绅互相看了一眼，没有人说话，但每个人的表情都是一样的——仗打到要全国征粮的地步，说明前线的情况比所有人预想的都要糟。

李浩坤第一个开了口：“李家愿出粮。”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县丞抬头看着他，嘴唇动了动，还没来得及说客套话，旁边另一位乡绅也开口了：“我们王家也出。”

有了李家带头，后堂里的气氛一下子松了。几位乡绅纷纷表示愿意出粮，县丞赶紧让人拿了纸笔来登记各家的数目。李浩坤写了五十石，想了想又加到了八十石。写完之后他把笔搁下，起身告辞。

回到家里，李浩坤把征粮的事跟赵敏霞说了。赵敏霞听完，没有多问，只是说了一句：“我去赵家说一声。”她当天下午就去了赵家，把征粮令的事告诉了父亲赵宝钟。赵宝钟二话没说，让人打开粮仓盘点存粮，当天就调了满满五车粮食往县衙送。赵家在魏县的产业大，除了粮食，赵宝钟还让人从茶庄和绸缎庄的账上支了一笔现银，一并捐给了县衙充作军资。赵敏霞从赵家回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她进门换了衣裳，对李浩坤说：“我爹说了，不够再去找他。”

李慧莲是在晚饭的时候听父亲说起征粮令的。李浩坤把西境战事的大致情况说了说——樟城陷落，二十余座城池相继失守，敌军正在往端城推进，端城是京城前最后一道门户。他说得很简短，但李慧莲听得很仔细，听完之后把筷子搁在碗上，想了片刻，只问了两个问题。

“敌军有多少？”

“号称百万，真正的精兵大概四十万。”

“援军什么时候能到端城？”

“护国公已经率亲兵出发了，大将军的三十万大军正在集结。”

李慧莲没有再问了。她吃完饭回到书房，把郑先生留给她的那张舆图铺在桌上，对着端城的位置看了很久。舆图上端城以西是敌军的来路，端城以东通往京城的方向上，凤尾山、丘名山、泊沱河等地形她早就烂熟于心——这些地方她在沙盘上推演过无数遍，每一处隘口、每一条河道都刻在脑子里。她拿了一枚棋子放在端城的位置上，又拿了几枚棋子放在端城以东的山川之间，沉默地看着棋盘似的舆图。张冲坚端着水进来，看见小姐又在对着舆图发呆，把水放在桌上，说了句“小姐早点睡”。李慧莲应了一声，又看了片刻，才把舆图收起来。

魏县的日子表面上还在照常过。茶馆里老孙头还在讲将师的段子，茶客们还在嗑瓜子听热闹；铁匠铺的老张还在打铁，只不过最近打的不是农具而是刀剑；粮铺的周掌柜把粮价涨了两成，被县丞叫去训了一顿，回来以后老老实实把价格压了回去。但所有人都能感觉到，一种看不见的紧绷感正笼罩着整个县城。街上的行人走得比平时快了，茶馆里的笑声比平时少了，连集市上叫卖的贩子声音都比平时低了半拍。

征兵令贴出来的那天，魏县西街的征兵处排起了长队。青壮年们从四里八乡涌来，有的扛着家里的锄头，有的揣着干粮，有的空着手就来了。登记造册的文吏写得手腕发酸，墨研了一锭又一锭。李乾忠路过征兵处的时候，在告示前面站了很久，把告示上的每一个字都看完了。他今年十八岁，比妹妹李慧莲大一岁，论武艺在忠祥武馆的同辈里已经数一数二了，拳脚沉、下盘稳，连曹馆主都说他比他大哥当年还猛几分。但他爹有言在先——学不好诗书就不许从军，也不许干别的。他把拳头攥了攥，转身走了。

赵明桢也去看了征兵令。他从头到尾读了两遍，又看了一眼排着长队的青壮年，把嘴里叼着的草叶子往地上一丢，转身往忠祥武馆走去。武馆里比平时冷清了许多，曹馆主告诉他秦绍已经跟着他爹秦大将军直接去了端城前线。赵明桢在廊檐下蹲了半天，忽然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说了句“等仗打到魏县再说，现在急什么”，又恢复了平时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但他走出去的时候脚步比平时慢了几分，在巷口站了片刻才往茶庄方向走。

魏县的百姓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应对这场战争——捐粮的捐粮，打铁的打铁，练武的练武。谁也不知道这场仗会打成什么样，谁也不知道敌军会不会打到魏县。但日子还在过，茶馆里的折扇还在响，铁匠铺的炉火还在烧，李宅院子里李慧莲的剑光还在晨光中闪烁。

而在京城，斗牛场上的欢呼声也没有因为战事而停歇。

斗牛在姜国已经流传了不知道多少年。从乡野到城池，从贩夫走卒到王公贵族，好这一口的人数都数不过来。京城西门外那片用木栅栏围起来的大土场子，每逢集市日就人山人海。栅栏外面停满了骡车和轿子，有富商的，有官宦的，偶尔还能看到几顶绣着暗纹的官轿停在角落里。栅栏里面是一圈夯土垒成的看台，看台上坐着三教九流的人——有穿着绸缎的富商，有挽着袖子的贩夫走卒，有涂脂抹粉的艺姬，也有几个穿着便服混在人群里的低阶官员。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场地中央两头正在角力的公牛，喊声震天，嗓子喊哑了就往嘴里灌一口酒继续喊。

两头牛在场地里撞得尘土飞扬，牛角抵着牛角，肌肉绷得像石头，四蹄在泥地上刨出一道道深沟。看台上的人站起来挥舞着手臂，押了注的人喊得脸红脖子粗，没押注的人也跟着起哄。一场斗完，赢了的欢呼雀跃，输了的把手中的赌筹往地上一摔，骂骂咧咧地挤出人群。有人说姜国的牛最北边的稳重又灵活，宋国的牛最稳但不灵活，莒国的牛灵活但容易翻倒。这些门道，常来斗牛场的人都能说得头头是道。

户部侍郎魏蒙广是这里的常客。他四十出头的年纪，身材微胖，一张圆脸上总是堆着笑容，在部里人缘不错——他是那种从不拒绝同僚邀约的人，谁请他喝酒他都去，谁找他帮忙他都应。他的官声不算差，做事也还算勤勉，但有一个要命的嗜好：斗牛。不是喜欢看，是喜欢赌。每场必押，每押必大，输了就想翻本，赢了就想再赢。这种赌法，金山银山也扛不住。

他在这个圈里转了不知多少年，越转越深，越输越多。起初用自己的积蓄，后来跟同僚借，同僚的钱借完了就跟钱庄借。钱庄的利息高得吓人，他拆东墙补西墙，窟窿越补越大。家里人劝过他无数次，他每次都答应得好好的，隔天听说哪哪来了一头好牛，腿就不听使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