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的禁忌非但没有成为抑制,反而像某种催化剂,扭曲地助长了欲望的强度和频率。
思绪不由得飘远。关于我们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境地的。
四年前,母亲毫无预兆地离家出走了。
没有激烈的争吵,没有明确的告别,只是在某个普通的周末下午,她收拾了一个不大的行李箱,对当时还在读初中的我和刚上小学高年级的林夕说“我出去一段时间”,然后便拖着箱子,消失在了电梯门后。
门关上时发出的轻微“叮”声,至今仿佛还回响在耳边。
她没有留下联系方式,也没有说明归期。
父亲尝试找过,报警,托人打听,但最终都不了了之。
母亲就像一滴水蒸发了,只留下空了一半的衣柜、梳妆台上没用完的护肤品,以及家里骤然冷清下来的、令人窒息的寂静。
那之后的半年,家里的气氛一直很古怪。
父亲变得更加沉默,下班回来常常坐在客厅的沙发里,对着电视发呆,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烟灰缸里的烟蒂堆成小山。
我和林夕则小心翼翼地生活着,尽量避免发出大的声响,仿佛任何一点动静都会打破那层脆弱的平静,引来无法预料的后果。
然后,父亲接到了公司的调令,要去海外常驻,时间至少三年。
他没有犹豫太久,或许这个家对他而言也早已失去了留恋的意义。
他很快办好了手续,在一个清晨,像母亲一样,拖着一个更大的行李箱离开了。
临走前,他留下了足够我们生活好几年的存款,一张银行卡,以及一句干巴巴的嘱咐:“照顾好妹妹,有事打电话。”
门再次关上。这一次,家里彻底安静下来。空荡荡的,只剩下我和林夕两个人。
就这样,从那时算起,已经三年多了。
我和林夕就在这套当初父母为了“改善居住条件”而买的、宽敞得有些过分的3LDK公寓里,开始了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共同生活。
三间卧室,一间客厅兼餐厅,一间厨房,还有两个卫生间。
对于两个人来说,空间太大了,许多房间长时间空置着,积着薄灰,缺乏人气。
但或许正是这种过分的宽敞,反而给了我们某种扭曲的自由和……隐秘的空间。
回忆起来,其实在父母离开之前,这个家也从未有过寻常家庭那种热闹温馨的氛围。
父母原本就是双职工,工作都很忙,早出晚归是常态。
他们之间的话很少,餐桌上常常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和电视里新闻主播的播报声。
母亲性格有些冷淡,父亲则总是心事重重。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轻松说笑的记忆,在我的脑海里几乎搜寻不到。
他们回来得也晚,所以很早以前,我和林夕的晚饭就常常是自己解决,或者等母亲匆匆回来做一点简单的料理。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父母物理意义上离开之前,我和林夕的相处模式,就已经有点像是“两个人生活”了。
只是那时候,还有一层名为“父母”的、虽然稀薄但确实存在的薄膜隔在中间。
他们会回来,会在各自的房间里,会在电话里询问我们的情况。
那层薄膜定义了“家”的常规形态,也约束着我们行为的边界。
薄膜消失后,边界也随之模糊、溶解。
记忆的片段不受控制地涌现,带着褪了色的暖黄调子,却又清晰得惊人。
“哥哥,一起睡吧——我害怕。”那是小学时的林夕,抱着她的小枕头,赤着脚站在我房间门口,眼睛在昏暗的走廊灯光下显得又大又圆,里面盛满了真实的恐惧。
她刚看了某个有恐怖元素的电视节目,或者只是做了噩梦。
“哦,好啊。”我通常会答应,往床里面挪一挪,给她空出位置。
她会立刻像小动物一样钻进来,带着一身儿童沐浴露的香甜气息,紧紧挨着我躺下。
“刚才的电视,好可怕对吧。那个影子……”她会小声地、絮絮叨叨地复述让她害怕的情节,声音越来越低,最后被平稳的呼吸取代。
“嗯……冲击画面,想起来就……”已经有些困意的我,含糊地应和着,感受着她小小的、温暖的身体带来的安心感。
那时候的接触纯粹而自然,是兄妹之间寻求安慰和陪伴的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