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水池边把这件事从头到尾想了一遍,然后拧紧水龙头,擦干碗,把多出来那副碗筷放进碗柜里。放进去的时候他手指摸到了碗底的釉面,很光滑。第三个春天立春,他一个人去了青山墓园。上山的路修了新台阶。谢衍之、养母、周怀远、周渡的母亲、周渡——他挨个祭拜。给谢衍之和养母带了白菊花;给周怀远夫妻捎了当年线团;最后把一盆新开的素心兰放在周渡碑前,坐在他墓边说了很久的话。他说画室的孩子们都很好。豆豆的耳朵长在头顶上的猫永远是他最喜欢的猫。糖糖现在已经会画二十四节气云了。小北那本笔记本写完了,开始画新的东西——火车,又画回去了。丁可可的柿子树最后结出了八十二颗柿子。他说王姐很好。公司很好。方院长身体还是那么硬朗。林峯升了副总,每次开会前还是会整理一份纸质简报。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说他发现人走后,世界并不会停止运转——只是运转的方式变了。记着、留着、改变着,世界就能带着那个人的印记往前走。他说完这些之后站起来,把墓碑上的灰尘擦了擦。然后他走到周怀远墓前,同样蹲下来擦了擦碑石,说:“爸,周渡还好。他走的时候没受太多罪。我现在一个人也能把该做的事都做完了。”五年就这样过去了。其实不是五年,是每一年——春天他浇花,夏天孩子们来画室,秋天柿子结果,冬天王姐来包饺子。少了一个人,日子还是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每个节气做该做的事。他在等。等树长高。等笔记本写满最后一页。等新来的孩子学会画云画猫画火车。等柿子树结出第九年的八十二克果子。等一个人慢慢把余下的内容活完。第六年的秋天,谢以安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他把画室那幅《归途》从墙上取下来。画上的人已经很多了——江、灯、船、两个人、岸上的树、树下的老人、穿红羽绒服的女人、一个模糊的人影、一朵白云、一只蓝色的方耳朵猫。他把画放在桌上,看了很久。然后拿起画笔,调了群青和赭石,在水面上加了一盏灯的倒影。那盏灯的倒影很淡,几乎要被水纹吞没,但它在那——只是换了一个方向。他把这些年陆续画完的画收在一起,没有装订,只是整整齐齐摞在抽屉里。每一张画的背面都写了日期和小北教他的那句话——“留下来的人记得,走了的人就没有白走。”第七年的春分,他又一个人去了青山墓园。这一次他带了两个花盆:一盆素心兰给周渡,一盆素心兰给谢衍之。他把花盆放在两块碑石前面,蹲下来把周渡墓碑上的松针拂掉,用手指顺着刻字的笔画描了一遍——周、渡。两个字的笔画加起来一共二十四画。他蹲在那里,看着两座碑石,说了很久的话。他说画室收了第十个孩子。他说那幅《归途》加了一盏倒影。他说妈,我很好。他说爸,你走之前说好好活,活到不害怕——你那句话我想了七年。以前我以为不害怕是做完所有事情之后的一种结果。后来发现不是的。不害怕不是一个终点,是每一天都在做的决定。他说完之后站起来。风停了片刻,满山的树都安静了。他在两座碑石前站了很久,然后弯下腰,把指尖按在周渡的名字上——不是摸,是按住。像按一个迟到的承诺。再让那点温暖在风声里慢慢凉透。下山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一排墓碑从大到小、从旧到新,每个人都在同一个山坡上,面朝同一条江。他转过身继续走,步子很稳。从第七年开始,谢以安的身体开始出问题。不是突发的急病,是一点一点地、像一棵老树从树梢开始往下枯。先是睡眠——他不再能一觉睡到天亮,总是在凌晨三四点醒来,醒来之后再也睡不着。然后是有天下午他在画室里给豆豆改画,站起来的时候眼前忽然黑了几秒钟,他扶住画架才站稳。刘老师说谢老师你脸色不太好你要不要去医院看看。他说不用,只是站快了。他知道不是站快了。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在慢慢往下沉,但他没有去医院。不是因为不怕死——是因为他觉得诊断结果对他来说已经成为多余的步骤。他用了七年把每个人的路都走了一遍。他不怕了。像周渡在渡轮上画最后一个勾,像周怀远在碎纸机前站了二十分钟——走到这个时候,他已经把该做的事全部做完,没有什么还需要验证的了。之后几个月,他消瘦得很快。去年还能穿的那件深蓝色毛衣,今年穿上去肩膀往下滑了半寸。袖口从刚好盖住手腕变成遮住了半个手背。王姐每次来做饭都会说他瘦了,往他碗里多夹红烧肉。他把肉吃了,但饭量还是从两碗减到一碗,又从一碗减到大半碗。他不是在绝食,他只是吃不下。胃像一个被收紧的口袋,塞进去一点东西就满了。他心里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胃的病,是整个身体在慢慢停止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