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估计要持续数月。不过你放心,我打听了,他们手里没有任何证据——因为他们说的压根就不是真的。这桩诬告最终一定会不了了之。”
“我知道。”苏轼说。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出奇。
“但是——”苏辙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下去,“即使最后证明你是清白的,你的名声也已经受损了。朝中那些人,他们不管真相是什么,他们只愿意相信自己想相信的东西。将来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会有人在背后议论——‘那就是当年被弹劾贩私盐的苏轼’。”
“我知道。”苏轼又说了一遍。
他当然知道。他不傻。他在政治上也许不够圆滑世故,但他足够聪明,能够看清眼下的处境。谢景温的弹劾只是开始,只要他还在京城,只要他还敢发出不同的声音,就会有第二个谢景温、第三个谢景温,一直到他身败名裂、万劫不复为止。
这不是一场公平的辩论。这是一场不对等的战争。对方手里握着的不是道理,而是权力。而权力这东西,从来不和你讲道理。
“那你打算怎么办?”苏辙问。
苏轼抬起头来,看着弟弟。火光映在他眼睛里,那双从前总是神采飞扬的眼睛,如今像两口深井,看不到底。
“我想了一夜。”他说,“我想起父亲临终前说的话。他说,做官不是为了做官,是为了做点事情。留在京城,我除了和人争吵,什么也做不成。地方上虽然清苦,但至少可以实实在在地为百姓做点事。我已经想好了——自请外任。”
苏辙沉默了。他知道兄长说的是对的。眼下的朝局,旧党已经全面溃退——司马光罢官归洛阳,富弼罢判相州,韩琦罢判大名府。朝中只剩下王安石的声音。苏轼再留下去,除了被排挤、被诬陷,不会有任何作为。
“去哪里?”苏辙问。
“杭州。”苏轼说。他的目光移向窗外,夜色中隐约可以看见远处宫阙的轮廓。“通判杭州。靠水的地方,应该不错。”
苏辙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还是沉默地点了点头。
临行前的那个夜晚,汴京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
苏辙来送行。兄弟二人在书房里对坐,和三年多前苏轼刚返京时几乎一模一样的场景。炉火依然烧得很旺,窗外依然飘着雪,酒依然是热的。
只是心境完全不同了。
三年多前,苏轼刚刚守孝期满,怀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回到京城。他以为他可以做一番事业,可以继承父亲的遗志,可以为天下苍生尽一份力。如今他明白了——在权力面前,才华不值一提;在党争面前,道理不值一提。他写了一篇万言书,句句都是肺腑之言,却不如一纸诬告有力。
“兄此去,远离是非,未必不是福分。”苏辙终于开口了,说出了那句在他们兄弟之间回荡了许久却一直没有人说出口的话。
苏轼苦笑,点了点头。
他当然知道弟弟是在安慰他。杭州通判——听起来不错,江南形胜之地,风光秀丽,鱼米之乡。但这终究是一个被贬出京的下场。他是被迫离开的,不是自愿选择的。他和那些被贬出京的旧党大臣一样,都是这场变法运动中的失败者。
但他说不出什么怨言。他选择了这条路,就知道会有这一天。他写了《上神宗皇帝书》,就知道会得罪王安石;他得罪了王安石,就知道会有今天。他没有后悔——只是有些说不清的怅惘。
他推开窗,雪花扑面而来,凉丝丝的。窗外是汴京的冬夜,万家灯火在风雪中若隐若现。他望着这座他三进三出的城市,忽然想起一件久远的事。
那是嘉祐元年,他二十一岁,第一次来到汴京。也是冬天,也是大雪。他和苏辙跟着父亲从眉山出发,走了几个月的路,终于在一个雪夜赶到了这座天下第一繁华的都城。那时候他站在南薰门外,望着城楼上高悬的灯笼和城门口熙熙攘攘的人流,胸中涌起一种少年人特有的豪情壮志。
他写了一首诗,诗中有这样两句——
“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
那时候他觉得,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回到眉山那个偏僻的小地方了。他要在这座京城里建功立业,留名青史,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后来他才知道,人生不是那样简单的。他后来回了眉山,不止一次,而是两次——一次是奔母丧,一次是扶父柩。每一次回去,都比上一次更沉重。每一次离开,也都比上一次更艰难。而这一次,他要去的地方不是眉山,是杭州。不是归乡,而是更远的漂泊。
“故乡飘已远。”他低声念出这半句诗,然后自嘲般地笑了笑。
那时候他写这句诗,心里是意气风发的。如今再读,却是另一种滋味了。故乡真的越来越远了——不只是地理上的远,更是时间上的远。那个在纱縠行的老槐树下听母亲讲故事的少年,那个在凤翔城墙上和妻子并肩望月的丈夫,那个在史馆中挥毫泼墨意气风发的直史馆学士,都已经被时光冲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再也回不来了。
他关上窗,转过身来。炉火正旺,将他瘦削的身影投在对面的墙上,摇摇曳曳的。
苏辙还坐在那里,端着酒杯,望着他。
“子由,”苏轼忽然说,“你还记得我们在渑池的那一夜吗?”
苏辙点了点头。他当然记得。那是嘉祐六年,兄弟二人第一次出川赴京应试,途经渑池,借宿在一座破败的寺庙里。寺里的老和尚热情招待,还拿出笔墨请苏轼题诗。苏轼那时候才二十出头,意气风发,挥毫落笔,写下了那首后来传唱千古的名篇——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