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这里……不好。”她的声音像蚊子,“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安全。”
车停了。她下车前,往我手里塞了张纸条。
回到房间打开,是一串电话号码,下面用指甲油写了两个字:“救我。”
我打过去,响了七声才接。是个女声,很疲惫:“谁?”
“小雅给我的号码。”
那边沉默了很久。“晚上十点,学校后山老槐树下。一个人来。”
挂断电话,我心跳如鼓。从窗口望去,后山黑黢黢的,像张开的巨口。
周敏的短信又来了:“找到裂缝了吗?”
我回:“找到了。很深。”
“小心。裂缝会吃人。”
十点,我揣着录音笔和那个旧手机,摸黑上山。
老槐树在月光下像具骷髅。树下站着个人影,是小雅。她没穿白天的套装,而是一件洗得发白的连衣裙,在夜风中瑟瑟发抖。
“余记者……”她一开口就哭了。
“别急,慢慢说。”
“春蕾基金……是假的。”她抹了把脸,“他们从山里挑女孩,说资助上学,其实是……是培训。”
“培训什么?”
“怎么讨好男人。”她声音发抖,“礼仪课是教餐桌规矩,形体课是教走路扭胯,文化课……是教怎么认名牌、聊股票。”
我胃里一阵翻搅。“然后呢?”
“培训好了,就送出去。说是‘高端家政’‘文秘助理’,其实是……”她说不下去了。
远处传来狗吠。小雅一惊:“我得走了!他们查寝!”
“等等!那些女孩,送去哪了?”
“广东,福建,浙江……有会所,有私人俱乐部。”她转身跑了两步,又回头,“余记者,如果你真想帮我们……去找阿芳的姐姐。她在广东逃出来了,现在在老家躲着。”
她消失在夜色里。我靠着老槐树,腿软得站不住。
手机屏幕亮起,是妈妈发来的照片:茶树开花了。白色的小花,在夜色中像星星。
“茶花开了。”她写,“再苦的茶,也能开花。”
我蹲在地上,哭不出来,只是干呕。
我以“突发急事”为由提前离开。陈校长笑得意味深长:“余记者稿子写好了,一定先给我们看看。”
“当然。”我也笑,笑得脸僵。
按照小雅给的地址,我找到了阿芳的老家——更偏远的山村,车开不进去,要走三小时山路。
土坯房摇摇欲坠,门口坐着个老妇,眼神浑浊。我说找阿芳的姐姐,她指了指屋后。
一个二十出头的女人在菜地除草。她抬头时,我心脏骤停——脸上纵横交错的疤,像被什么利器划烂过。
“你是……”
“记者。”我出示证件,“阿芳让我来的。”
她手里的锄头掉在地上。
屋里昏暗,只有一盏煤油灯。她叫阿珍,二十三岁,但看起来像四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