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六岁被送出去的。”她声音沙哑,“说是去酒店当服务员。到了才发现是夜总会。”
“为什么不跑?”
“跑过。”她撩起袖子,手臂上全是烟头烫的疤,“抓回来就往死里打。后来丽姐说,只要听话,就能赚大钱。”
煤油灯的火苗跳动着,在她脸上投下晃动的阴影。
“怎么逃出来的?”
“有个客人……心软。”她笑得比哭难看,“他把我藏在后备箱,开了五百公里。”
“为什么不去报警?”
“报警?”她笑出声,“余记者,你知道丽姐背后是谁吗?有些警察,是他们酒桌上的兄弟。”
她拿出一个旧手机,屏幕碎了,但还能用。里面存着照片:女孩们穿着暴露的制服,在灯光暧昧的包房里陪笑;转账记录;还有一段模糊的视频——一个秃顶男人把钞票塞进女孩胸口,周围的人在笑。
“这是证据。”我说。
“没用的。”她摇头,“他们势力太大。我以前也想过曝光,联系过记者,但稿子发出来就删了,记者也失踪了。”
我握紧录音笔,金属外壳硌得掌心生疼。
离开时,阿珍送我到村口。“余记者,”她突然抓住我的手,力气大得惊人,“如果你要写,就用真名写。我想让阿芳知道,姐姐不是自愿的,姐姐……也是受害者。”
她的手在抖,手心全是汗。
“我会的。”我说。
走下山路时,回头看见她还站在村口,瘦小的身影在群山衬托下,渺小得像一粒尘埃。
但就是这粒尘埃,想撼动一座山。
回报社那天,周敏在办公室等我。
“都清楚了?”她泡了杯茶推过来,是普洱,汤色如血。
“清楚了。”我把录音笔、照片、笔记摊在桌上,“春蕾基金以慈善之名,行贩卖之实。涉及未成年,跨省产业链,有保护伞。”
周敏慢慢翻看,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看完后,她点了根烟——我这才知道她抽烟。
“稿子写了吗?”
“写了个开头。”
“发我看看。”
我把文档发给她。她看了十分钟,然后打印出来,拿起红笔。
我以为她要改文笔,但她划掉的是最关键的部分——那些具体地名、人名、转账金额、保护伞的暗示……
“周姐?”
“这些不能写。”她没看我,“写基金会管理不善,写监管漏洞,写‘个别工作人员行为失范’。”
“可这是犯罪!”
“我知道。”她终于看我,眼睛里有什么东西碎了,“但余文英,有些真相,不是登出来就能解决的。登出来,你会失业;线人会死;那些女孩……可能连现在这种‘圈养’都保不住。”
她掐灭烟:“两年前,我徒弟做过类似的报道。稿子没发出来,人进了ICU,现在还在康复医院。那些女孩?转移了,更隐蔽了。”
办公室静得可怕。窗外,城市的霓虹灯开始亮起,一片繁华盛景。
“那……就这么算了?”
“不。”她笑了,笑容苦涩,“把材料给我。我来处理。”
“怎么处理?”
“用我的方式。”她收起所有材料,“你回去写篇正面报道,夸夸基金会。然后申请调回生活版。”